战国时期的铜鼓在广西境内主要分布在右江流域，汉代铜鼓则沿南盘江、右江东下，到达郁江、浔江流域，分布于西林、隆林、百色、贵港、桂平、藤县。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广西铜鼓大发展时期，铜鼓遍布广西各地，形成郁江——浔江两岸、云开大山区、六万大山区几个分布中心，巨型铜鼓竞相鼓铸。宋以后铜鼓文化向西转移，回流到河池、百色，积淀于红水河流域。
万家坝型铜鼓以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为代表，是原始形态的铜鼓。鼓面特别小，鼓胸特别外凸，鼓腰极度收束，鼓足很矮，纹饰简单、古朴。
石寨山型铜鼓是成熟期铜鼓。鼓面部宽大，胸部突出，腰部呈梯形，足部短而直，纹饰丰富华丽。鼓面主晕为旋转飞翔的鹭鸟，鼓胸主晕是人物划船纹，鼓腰主晕是羽人舞蹈纹。贵港罗泊湾西汉墓、西林普驮西汉铜鼓墓出土的铜鼓都属此类，田东祥周、百色龙川、隆林共和也出土过此类铜鼓。流行年代从战国时期至东汉初期。
冷水冲型铜鼓以广西藤县蒙江镇横村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代表，是发展期铜鼓。体型高大轻薄，纹饰瑰丽而繁缛。鼓面边沿有立体青蛙塑像，有的在青蛙之间再饰马、骑士、牛耧、水禽、龟、鱼等动物塑像。鼓面主晕为高度图案化的变形翔鹭纹，鼓胸多有图案化的变形船纹，鼓腰有变形舞人纹。此类铜鼓主要分布于邕江——郁江——浔江——西江，柳江——黔江两岸，遍布大半个广西。流行年代为东汉晚期至隋唐，以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最为繁盛。
麻江型铜鼓以贵州麻江县谷峒火车站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体形小而扁矮，鼓身胸、腰、足间的曲线柔和，无分界标志，腰中部起凸棱一道，将鼓身分为上下两节，纹饰出现大量汉文化因素，有的印有汉字吉祥语和年号。现在民间使用的传世铜鼓绝大多数是此类铜鼓。
北流型铜鼓以广西北流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形体硕大厚重，鼓面宽大，边缘伸出鼓颈之外，有的下折成“垂檐”，鼓耳结实，多为圆茎环耳，青蛙塑像小而朴实，太阳纹圆突如饼，以八芒居多，装饰纹样多为云雷纹。此类铜鼓以高大厚重着称，原存北流六靖水埇庵的大铜鼓面径165厘米，残重299千克，是迄今所知最大的一面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此类铜鼓主要分布于广西的东南部和广东的西南部，以广西北流和广东信宜为中心的云开大山区最为密集。
信宜北流型铜鼓
灵山型铜鼓以广西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体型凝重，形象精巧。鼓面所饰青蛙塑像多是后面二足并拢为一的“三足蛙”，蛙背装饰华丽，有的大青蛙背负小青蛙，即成“累蹲蛙”；鼓面太阳纹光体圆突如饼，光芒细长如针，芒数以十芒和十二芒居多；鼓面和鼓身各有3道较宽的装饰花纹，以骑兽纹、兽形纹、鹭鸟纹为主体纹样，其他晕圈饰云纹、雷纹、半圆纹、半圆填线纹、席纹、四瓣花纹、“四出”钱纹、连线纹、虫形纹、水波纹、蝉纹等。分布中心是灵山县及与之毗邻的横县和浦北县，即六万大山西侧至郁江两岸；是晋、南朝至隋唐时代乌浒——俚人活动的地盘。
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着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
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传》对骆越记载稍详：“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对这段话，《集解》案：“《汉书音义》曰：‘骆，越也。’”
西瓯与骆越是南越国西边两个并存的邦国，并非如梁朝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说的“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也并非唐代颜师古在对《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所作的注释中说的“西瓯即骆越也”，还是《史记》说得准确。两个邦国，才能相攻，这是司马迁在叙述南越国政事及其与瓯骆关系后所做的评论，一言中的。从考古上看，西瓯与骆越的文化是有不同特质的。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与武鸣马头安等秧墓的族属支系是不同的。联系文献中关于古西瓯、古骆越人的地域记载，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应是西瓯人的墓葬，很可能是西瓯方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武鸣马头墓葬则是骆越人的墓葬，是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骆越并非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黄屋、左纛、称制”，是正式的地方国家政权，“称制”即建国，且“与中国侔”，侔即相等，也就是其政权结构皆仿中央王朝，与之并齐。
考古也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和西瓯方国以铜尊、铜鼎为权力象征不同，骆越国则以铜鼓作为权柄的标志。铜鼓有五种功能，这就是祭祀礼器、歌舞乐器、疆场战鼓、财富标志、权力重器，其中作为权柄标志的权力重器是最主要的功能，犹如中原的大鼎。其他功能是围绕权力重器而存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祈求权力永固；戎在扞卫权力。
考骆越国时代产生的铜鼓，大都产生于骆越分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