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自今，真正成大器的人，身上有不起眼的特征：隐忍和布局。
隐忍是在困境中默默积累实力，等待机会的到来；而布局是要有大格局，不畏畏缩缩，要有长远的眼光。
只有具备这些特征，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在人的一生中，虽说只有短短几十年，但是，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同的，有些人会碰到百年难得一遇的机遇，从此扶摇直上九万里，一路顺风顺水走向成功之路。
但也有些人虽然有能力，却一直怀才不遇，遇不到赏识自己的伯乐，才华无法施展。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懂得隐忍，默默积累实力，等到机会一到，便能一鸣惊人。
成大事者要提前布局。
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各种局限，其实，局限的大小，就是格局的大小。
如果把人生当做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年轻人做事最忌讳畏畏缩缩，胸中没有大格局，走一步算一步，光超不过脚步终究难有所成，有大格局的人终究会有一番大成就。
萧望之，萧何七世孙，曾被丙吉推荐给大将军霍光，但由于看不惯霍光的倨傲而得不到霍光的重用。
汉元帝即位后，以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辅佐朝政，甚受尊重。后遭宦官弘恭、石显等诬告下狱，愤而自杀。
萧望之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其祖、父皆隐德不仕，以田为业，萧望之好学，研究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
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
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
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
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
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您用功德辅佐幼主，要能让崇高的教化流传天下，天下的士都会伸长脖子踮起脚，争着要来效力辅佐高明的。
现在来见您的士都要如此对待，恐怕不是周公辅佐成王那样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接待天下之士的礼节和招致平民的思想。“
于是霍光独不授职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
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
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循常作为，怎么做了看门人呢!“
萧望之说:“人有各人的志向。“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
地节三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汉宣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
汉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
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春秋》记载昭公三年，鲁国下了大冰雹，这时季氏专权，最后赶走了鲁昭公。
假如过去鲁国的国君把自然灾害看清楚了，是不会有这个灾害的。
现在陛下凭借圣明的德行为国君，思考政事寻求贤人，这真是尧舜一样的用心。
但是好的兆头未到，阴阳又不协调，这是大臣执政，一姓独揽权力的结果。
附着的枝叶大了折断树的主干，私家势力强大了公家就受到危害，希望明主亲自治理政务，选拔同宗，任用贤才，作为腹心，同他参政谋划，命令公卿大臣朝见禀奏事情，清楚地陈述他们职责，用来考核其功绩与能力。
像这样，那么诸事就治理好了，至公至正之公道就树立起来了，邪恶不正就堵住了，私权就被废除了。“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汉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汉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汉宣帝之意，接连提拔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提拔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
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
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萧望之向来想在朝廷，这下要远离朝廷去作郡守，内心觉得很不得意，于是上疏说:“陛下怜爱百姓，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的作法。
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
希望陛下选择明经学、能温故知新、精于策划的士作为内臣，参与政事。诸侯听到这样，就知道朝廷重视接纳意见考虑政事，没有缺遗。像这样不懈努力，就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
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元康元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
汉宣帝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论议有理，按照才能可任宰相，但为了试试他的政事能力，就任他为左冯翊。
萧望之从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但他担心办事不合皇帝的意思，马上上书言病。
汉宣帝知道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传达皇帝的意思:“任用官职是想通过治民来考查你的政绩的，你前任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所以任用左冯翊来试试你，不是听到你有什么过失。“
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元康二年，西羌叛乱，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
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国家的军队在外，又是在夏季出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一起供给运输，农业生产会受损失，加之一向没有余积，即使西羌被击溃，百姓来年春季吃的缺乏。
偏僻之处，更难买到粮食，朝廷的谷物估计不足以赈救他们。
希望朝廷命令那些有罪、而不是抢劫杀人的盗贼以及犯了法而不能赦免的人，都按等交纳谷物到这八郡赎罪。
尽力增加粮食来预备百姓之急需。“
张敞所奏之事下达官吏们评议，萧望之与少府李强评议，认为“百姓心怀变化莫测，好义却又思利，关键在于教化。
作国君，也不能去掉百姓想利的思想，可却能使他们好义胜过想利;就是夏桀为国君，也不能去掉百姓好义之心，但能使他们好利胜过好义之心。
所以尧与桀的区分，在于义与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慎重啊!
现在打算命令百姓量粮来赎罪，像这样就会是有钱人得生，贫穷者死，这就是贫富异刑而法不统一。
按人情看，因为贫穷，父亲兄长被关押，听说出钱能得生和释放，作人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的灾祸，叛乱的作为，去奔赴财利，以求援救亲人。
一人得生，将会使十人死亡，像这样，伯夷般的高尚行为败坏，公绰班的名声毁灭。
刑赏与教化全部倾覆，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臣，恐怕也不能恢复。
古时候国君对百姓好，自己生活不够才向百姓要，生活有余就给予百姓。
如今西方边境发生了争战，百姓失去所从事的生计，即使率户纳税，计口交粮来供给军队，这也是古之通义，百姓没有谁会认为不对的。
用子弟竭死弄钱来救父兄活命，恐怕不可以，陛下铺开圣德施行教育，政教风化已成，即使是尧舜也无以复加了。
现在主张开创的利路将损伤已成的教化，臣私下以此痛心。“
于是汉宣帝又下达那个建议给两府，丞相和御史拿疑难来问张敞。
张敞回答道“:少府左冯翊说的，不过是常人遵守的道德罢了。
从前先帝征讨四夷，军队出去三十余年，百姓尚且不增加赋税，而军队的用度足够。
现在西羌一个角落的小夷，强横于山谷间，朝廷只管令罪人以财减罪去讨伐他们，它的名声比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好多了。
再说不能赦免的盗贼及杀人犯、百姓痛恨的罪人，都不准赎罪;对于因窝藏罪犯，知情不报而放跑罪人，或不阻挡罪人而被判为罪人的同党，评论是非的人或者都会说那些法律可以除去，现在趁此时机令其自赎，它的好处清楚极了，对教化有什么伤害呢?
《甫刑》规定的刑罚，小的过错赦免，轻罪可以赎，并规定犯人赎罪的等级，由来已久，又有谁赎罪后又作盗贼呢?
我充任官吏二十余年，未听说过罪人赎了罪又做盗贼的。
我同情凉州遭受劫掠，正当秋收的时节百姓且缺吃挨饿，病死在道路上，更何况来年春上青黄不接呢?
不趁早考虑赈救百姓的办法，恐怕重责在后。
我充数列卿，辅佐两府是我的职责，所以不敢不尽愚意。“
萧望之、李强说:“先帝圣明有德，有德行的人在位，制定法令贯彻实施，成为长久的规范，一直惦记着边境的安危，所以《金布令甲》说，'边郡屡遭兵灾，百姓饥寒交迫，短命缺寿，父子相失，令天下人等供给军旅的生活费用'。
原都是为军旅突然发生的事件而设施的。
所以说天汉四年，曾经让有死罪的人交纳五十万钱减免死罪一等，豪强吏民任意借贷，甚至做盗贼弄钱来赎罪。
其后奸邪横暴，盗贼群起，攻占城邑，杀死郡守，官吏不能禁止，明诏下派绣衣使者起兵平息盗贼，杀死的人过半数，然后才逐渐停止下来。
我认为这是让犯有死罪的人赎罪的后患。“
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为西羌将破，运输足以供应，就否定了张敞之议。
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人皆称颂他，于神爵元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
诏下公卿议。
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
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
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
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
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不可让公主去乌孙。
乌孙动摇不定，不坚守盟约，其效果可以看到。
先前的公主在乌孙四十年，与前昆弥恩爱不深，边境也因此不安定，这已经被过去的事所验证。
如今公主因元贵靡不能立为王而回朝，从信用来说也没有亏欠夷狄，这是中国的大福。
和亲不停止，征役打仗一定产生，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汉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朝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萧望之迁为御史大夫。
五凤年间匈奴大乱，评议的人多数说匈奴为害日久，可以趁其乱发兵灭掉它。
汉宣帝召见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及其他官员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等向望之问计策。
萧望之答道:“春秋时晋国的士碦(范宣子)带领军队侵齐，听说齐国国君死了，他就带领军队回国，君子崇尚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以为恩足以使孝子心服，合宜的道德行为足以使诸侯感动。
前单于向往并接受教化，归向善，于是称臣顺服，派使者请求和亲，海内喜悦，夷人狄人没有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