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自公元265年受禅称帝，至今已过去了十年，而吴国的孙皓继皇帝位比司马炎还早了一年。十年来，晋国忙于内部治理，因为收服蜀地后，晋国的版图急剧扩张，摊子大了事情就多，对于西北、西南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少数民族问题晋国处理的并不理想。内部不稳定，自然拖了晋国统一天下的后腿。而孙皓那边也没有抓住机会强化吴国，反而随意诛杀大臣，自剪羽翼。虽然孙皓自己觉得是个中兴之主，但在吴国收复交州、西陵后也没有更大的作为，在陶璜、陆抗等一班名将的辅佐下，孙皓最多算是个守成之主。其实，孙皓和司马炎一样，始终觉得天下要由自己来完成统一，然而司马炎在以孝治天下，孙皓则是在杀人立威，究竟鹿死谁手，人们似乎已看到了结局。但结局始终没有到来，一方面是晋国自身的问题处理不好，另一方面因为吴国的根基还没有被孙皓折腾干净。双方好像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两国在进入公元275年后先各自把年号改了。晋国的泰始年号用了十年，现在改为咸宁，取全部安宁之意。吴国从地里挖出一把银尺，上面还刻着字，孙皓于是将年号改为天册，取天命册封之意，这符合孙皓一直以来‘天命在我’的风格。司马炎觉得，晋国立国已经十年能保持基本稳定，全在于先辈们不断的努力打下了基础才会有现在的良好局面。年底，司马炎追封祖父司马懿为宣帝，庙号高祖；追封伯父司马师为景帝，庙号世宗；追封父亲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司马炎希望在先人的庇佑下，晋国能够最终海晏河清，华夏能够江山一统。不想，追谥先人的当月洛阳爆发大的瘟疫，死者数以万计，朝廷只得赶紧忙着救灾抗疫，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司马炎自己也不幸染上了时疫，一度病重，直到第二年，即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春才病体痊愈。司马炎病重期间有传言说，如果皇帝不行了，齐王司马攸可能接班上位。司马攸，小字桃符，是司马昭和王元姬的次子，司马炎的弟弟，最受司马昭喜爱。司马昭一开始曾经考虑立司马攸为世子，后在贾充等人的坚持下才立了司马炎。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便过继司马攸为嗣，承袭了司马师的爵位。司马师病逝时司马攸年仅十岁，在葬礼上十分悲伤，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司马师去世后，司马攸就在另外的宅第侍奉羊徽瑜，也就是司马师的第三任夫人，如亲生母亲一般，其孝顺之名远播四方。司马昭临终前对司马攸今后的命运很是忧虑，便以西汉淮南厉王刘长和曹魏陈思王曹植与身为皇帝的兄长之间的故事劝司马炎和司马攸二人应和睦共处。母亲王元姬去世前，也曾流泪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情急躁，你作哥哥的又不够慈爱。我如果不行了，很担心你容不下弟弟，所以才嘱咐你，你可别忘了我说的话呀。”看来司马昭夫妇都对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感到担忧，显然，主动权掌握在司马炎手里。晋朝建立后，司马攸受封齐王，封地位于青州（今山东省中北部），下辖临淄等五个县，食邑一万四千户，地位崇隆，不亚于八公之首的叔祖司马孚。其实，司马炎、司马攸两人的关系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好，相反，就在司马炎病重期间，司马攸常常进宫探视，亲自在病榻一旁侍候，面容哀愁且憔悴，流露出对兄长真挚的情感。司马攸为人中正诚信，懂得识大体、顾大局。当初，司马炎登基后分封诸王，允许各王自选封国的大小官员，但司马攸三次上书表示反对，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新生国家的中央集权管理，但司马攸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尽管如此，齐国日后有官员出现空缺时，司马攸仍然坚持应由朝廷来任命，从不自作安排。当时，司马宗室的一切衣食开销都由皇室负责，司马攸则表示各封国依靠本地租赋已足够生活，不需要皇室再有额外的财政支援，应该把这笔钱用在国家更需要的地方，然而这条建议依旧不被接纳。司马攸受封齐王后并没有去齐国封地，而是一直留在中央，总督军事，安抚内外，但司马攸始终挂念着封国的事情。如封国内有官员、士卒发生疾病或殡葬等事宜，司马攸都会赐钱加以抚恤；遇到齐国出现天灾导致农业欠收时，司马攸也会对封国内的百姓给予赈济或是赊贷，并减轻租赋，让百姓在丰收之年再补交所欠。司马攸的做法得到朝野内外的一致称赞，深得民心。所以，才会有关于司马攸上位的声音流了出来。司马攸一向厌恶像荀勖、冯紞这样的谄媚逢迎之徒，两人也听说了有关司马攸的传闻，心中暗想，司马攸要是将来真的上位恐怕自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二人赶紧跑到司马炎面前搬弄是非，说：“陛下前段时间如果病体不愈，好像公卿大夫和士民百姓都归心于齐王。即便太子可以谦让，恐怕将来也不能免除灾祸啊。不如让齐王回到封国就藩，这样才能安定社稷。”司马炎当然不会将皇位传给司马攸，现在早已不是兄终弟及的时代了。即使司马炎不在了，还有国家正式册封的太子司马衷，太子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准备未来接班的吗？皇位不传太子却传给兄弟于礼法不合，于社稷不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司马炎心中确实存在顾虑。假如未来太子接班后，司马攸这个当叔叔的要是有什么非分之想，就自己那个傻了吧唧的儿子能应付得了天下归心的司马攸吗？不得不说，司马炎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司马攸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人就怕琢磨，而且是瞎琢磨，司马炎耳根子又软，有荀勖、冯紞这种小人在旁边一撺掇，对于这样的传言，就由不得司马炎不信了。但司马炎并没有立即发作，毕竟只是传言，司马炎只是将这层顾虑深埋在了心里。
司马炎病好没多久，便有吴国宗室孙楷投奔了晋国。孙楷是前吴国镇北将军孙韶之子，是孙策一支的后代。任职吴国宗正时负责管理宗室事务，曾迎立吴主孙休登基帝位。后孙楷出任武卫大将军兼京下督，负责京畿地区的安全防御。当初，吴郡永安人施但等人劫持了孙皓的弟弟孙谦后袭击建业，有人就向孙皓报告说，孙楷骑墙观望，不能及时率军讨伐贼人，显得首鼠两端。后来，孙皓为此事多次责问孙楷，孙楷时常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公元276年六月，孙皓下诏征召孙楷进京，任骠骑将军、宫下镇，这是以前楼玄担任过的职务，负责在皇帝身边担任警戒、宿卫。听上去，孙楷好像是升职了，但孙楷却更加惶恐。孙皓早对自己不满，现在却要调自己到皇帝身边，这恐怕不是好事儿。孙皓可是个神经质，说翻脸就翻脸，得了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孙楷在听到征召自己的诏书后立即带着妻小以及数百亲兵投奔了晋国。晋朝任孙楷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孙楷和前些年投奔晋朝的吴国宗室孙秀一样，都得到了相当高的礼遇，孙秀投奔晋国后任骠骑将军、交州牧，受封会稽郡公。这当然是晋国做给吴国看的，连姓孙的宗室都投了过来，天下人心向背一目了然。孙皓气得已经不想生气了，这帮王八蛋也配姓孙？你们等着，等老子统一了晋国，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有人为了取悦孙皓就报告说：“自汉末久已淤塞的临平湖最近忽然开通了，老人们都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说明天下将要太平，这是青罗伞盖要进入洛阳的吉兆啊。”临平湖原址位于今天的杭州地区，但此湖已经消失。孙皓自然喜欢听这些，又问奉禁都尉陈训如何看待此事。陈训就说：“臣只懂望气之说，对于湖水开塞之事确实不知。”等到陈训出来后私下里对友人又说道：“什么青罗伞盖入洛阳，恐怕将有衔璧之事，这可不是吉兆。”所谓衔璧之事指的是春秋时期许国国君口中衔璧向楚成王请罪投降的事情，后衔璧一词代指投降。这些话当然不能让孙皓知道，孙皓一直以为自己会打着青罗伞盖，浩浩荡荡地去收取洛阳呢。因为临平湖那边又传来消息，说湖水开通后在湖心处冒出一副石函，上面刻有‘皇帝’二字，这下可把孙皓乐坏了，去年得到一把天册银尺，今年又有天赐石刻，那就是天赐玉玺啊。改元，改元，必须改元才能符合天命，随即，孙皓便将刚刚使用一年的天册年号又改为天玺，这样才能应了天赐玉玺嘛。吴国的扬州有座历阳山（今安徽和县西北部），山上有并排七个孔洞，洞里的石头上有七彩纹理，呈黄赤色，通常把这种石头称作石印。民间流传，‘石印显露，天下太平’。孙皓得知后立即派出使者前去祭祀，使者登上历阳山后用大红在石头上写道：“楚地为天下九州中央，吴国为九州之都。扬州人当做天子，四世而治，天下太平。”孙皓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吴国的国都建业就在扬州，从孙权开始到孙皓这里正好是第四任皇帝。孙浩觉得，自己四世而治，天下就要太平一统了，这是天赐纪元啊。不过孙皓马上有点后悔，后悔天玺年号改早了，应该改为天纪。算啦，今年就用天玺吧，明年开始改年号天纪。孙皓是真能折腾，就好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所以各地的钻营之徒就投其所好编造出这些段子瞎忽悠，其实，越是刚愎暴戾之人反而越容易忽悠。
不管孙皓的自我感觉有多良好，晋国的有识之士没有一刻忘记统一吴国的最终目标。现在陆抗已经去世两年，按说晋国可以着手伐吴大计，在军事上全面部署了。然而，晋国方面依然没什么动静，根本原因在于朝中的实力派贾充一党反对伐吴。贾充为什么要反对伐吴呢？因为贾充觉得国家西北有戎狄之患，天下纷扰，粮食收成也不好，起兵伐吴还不是时候。贾充的说法显得冠冕堂皇，有些问题也确实存在。但是不是如此就要将晋国的统一大业一拖再拖呢？国家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道有问题存在就不去实现国家统一吗？贾充对伐吴一方面是缺乏信心，而更重要的是力主伐吴的都是像羊祜、王濬这样的地方实力大员，且均有相当的军事才能。贾充明白，伐吴一旦成功，功劳一定是这些掌兵大员的，而贾充的人谄媚逢迎可以，出征作战可就抓瞎了。贾充由此担心，有功之人凭借灭吴这样的盖世功勋早晚会将自己这一派在朝中的势头压制，自己的人到时只能干瞪眼看着。所以，伐吴之事最好是能拖就拖，拖到自己致仕退休时，至少不会因灭吴对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构成冲击。贾充已界花甲之年，应该觉得自己离致仕也不远了，贾充这种反对伐吴的自私心理完全没有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司马炎作为帝王当然是想灭吴实现一统的，只是像贾充这样的重臣、近臣总在司马炎耳边说些对伐吴不利的话，难免对司马炎的决心产生影响。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朝廷任命汝阴王司马骏为征西大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两人均开府仪同三司，分别负责西北和东南军事。
一直处于对吴前沿的羊祜在陆抗去世后便觉得灭吴时不我待，于是向司马炎上疏道：“先帝（司马昭）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养生息。不想吴国背信弃义，断交决绝，使得边陲再起事端。国家运数虽说是上天授予，但功业还是要由人力来完成。对吴如果不能大举扫灭，则兵事将永不停息。当初平蜀之时，天下都以为应当一并灭吴，然而，从那时开始至今已过去十三年了。虽然各种伐吴的策略很多，但最终决断全在陛下一人。凡是凭借险阻得以保全的国家是因为与敌方势均力敌，可如果轻重缓急处置不当，强弱就会发生转变，虽有险阻恐怕也不能保全。当年蜀国不可谓不险，蜀道之险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我方伐蜀之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大军成席卷之势直抵汉中、成都，蜀军龟缩不敢出动，并非他们不想抵抗，实在是因为实力不足难以对抗呀。等到刘禅请降时，蜀中各地的营垒便呈鸟兽散去。现在江淮之险不如蜀地，孙皓之暴虐却有过于刘禅，吴人的困苦甚至超过当年的巴蜀，而我方兵势更盛于以往任何时候。不趁此时荡平四海，却只知一味防守，则天下依旧要困于互相征伐，这样下去，我军士气若由盛转衰，则不可长久矣。如今可发梁州、益州之兵水陆俱下，再命荆楚之众进逼江陵，平南将军及豫州的兵马直指夏口，再调徐、扬、青、兗各州人马汇集于秣陵（即建业）。这样，吴国以东南一隅抵挡天下之众，势必分兵抵御，处处危急。巴蜀之兵则可乘虚而入，只要有一处突破，全吴必然上下震荡，吴国再有计谋之士也将无计可施。东吴沿江建国，东西数千里，战线广大，到时将疲于防守，永无宁日了。孙皓恣情任意为所欲为，猜忌臣下心理扭曲，使得吴国的将领在朝中感到疑惑，士卒在外则困顿疲惫，众人都缺乏保国之计，安定之心。就是平常，尚且有去吴离国之人，更何况战事一起，吴国必会有人响应我方，谁也不会为孙皓齐心效命的。吴国人作战在于快速却不能持久，他们的刀枪弓弩不如我方，只有水战是其特长。我军只要打入吴境，则长江不再成为天险，吴军将失去水军优势而忙于防守城池。这样，吴军弃长就短便不是我们的对手了。相反，我军深入敌境后会人人效死，奋力争先，吴人则牵挂后方，人心离散，用不了多久，必会攻取吴国全境。”羊祜的分析可谓高屋建瓴，不仅对伐吴的全盘战略指明了方向，也在具体战术实施上讲明了道理。司马炎听后深以为然，不过对西北局势还有一定的顾虑。于是羊祜再次上疏道：“吴国平复则胡人自定，所以应当抓住重点成就大功啊。”意思就是，灭吴是重中之重，吴国平定，西北及其它胡人摄于朝廷的兵威自然会安定下来。这是羊祜经过多年思考后提出的一套全新的战略思想，即不必等待国内少数地区动乱平定后再举行伐吴，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灭吴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必瞻前顾后，或者灭吴、讨胡至少可同时进行，因为晋国的实力摆在这里。尽管羊祜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但以贾充为首的朝臣们仍然颇多议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支持羊祜的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一小部分人。
司马炎虽然有心伐吴，可面对朝议纷纷一时难以决断。恰巧有人上表涉及立后之事，将司马炎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家事上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