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现在就两招儿，对内杀人立威，暴虐统治，对外主动出击，袭扰晋国。两招儿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持吴国的国祚。孙皓觉得，这样的手段无论内外人人都会怕了自己，最后终究会‘天命在我’的。孙皓的变态心理源于猜忌，即猜疑、嫉妒，嫉妒那些比他强，比他有本事的人，像之前的陆凯、陆抗，只不过陆氏家族势力庞大，孙皓不敢怎么样，可对其他人就不同了。
吴国侍中、中书令张尚以词辩敏捷而闻名，谈论事情总有独到的见解，时间一长令孙皓感觉很不爽。有次孙皓故意没事儿找事儿得问张尚：“你看朕喝酒怎么样？”张尚知道孙皓能喝、好喝，便答说：“陛下喝酒有百觚之量。”孙皓听了便发怒道：“你明知孔丘没有做过帝王，却拿朕和他相比吗？！”因为古时有‘尧饮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孙皓就认为张尚把自己和孔子相比，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孙皓倒是想跟孔子比呢，你这不是骂孔子嘛。于是孙皓就把张尚抓了起来，扔进了监狱，理由就是对君主不敬，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众公卿大臣听说后赶忙进宫为张尚求情，孙皓的心理又一次得到满足，同意将张尚免死，去建安郡（今福建建瓯一带）督造船只。可没过多久，孙皓还是认为张尚讽刺了自己，便派人去建安将张尚诛杀。孙皓不仅好喝，每次宴会群臣时还要把大臣们都灌醉，身边设置黄门郎十人，专门搜集大臣们的过失。每次等喝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揭大臣们的短儿，一方面取乐，一方面又满足了孙皓高高在上的心理。那意思就是，你们这帮当大臣的没一个没毛病的，都给朕听话老实点儿，否则朕随时可以办你。只要有大臣辩解抵触说错了话的，孙皓不由分说便当场将其拿下，轻则以顶撞君主之罪判刑入狱，重则挖眼、剥皮将其诛杀。孙皓的朝堂之上每日阴森恐怖，群臣战战兢兢，只剩下一帮阿谀奉承的小人围着孙皓转，实际早已上下离心，没人愿意为孙皓这样的君主效命，巴不得早点儿改天换日呢。
恰逢吴国合浦太守修允迁任桂林太守，合浦郡此时属吴国后来设立的广州，而桂林郡属吴国的荆州。但修允当时病重，暂时停驻于广州，然后派手下将领郭马率领五百士卒先期前往桂林，以安抚当地各族事务。不想修允病情越来越重，不久便病逝了。修允死后，手下部曲由郭马、何典等将官分别统领，但众人从此就要各奔东西，整个队伍也要星散而去。大家都是跟随修家多年的老行伍了，从修允的父亲修则开始便世代驻守于交州、广州地区，彼此不愿分离。吴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夏，孙皓忽然命人核查广州人口，起因是有人传言，东吴之败，兵起南方，亡吴者公孙也。对于吴国来说，南方即广州地区，所以孙皓在广州开始查找姓公孙的，并将大臣和士卒中凡是姓公孙的一律驱赶到广州，不让他们呆在建业附近，准备连同当地姓公孙的人一并监管起来，同时还准备将原广州修允的人马分别调往各地。郭马等人一看，孙皓这小子又他妈犯了疑心病了，这样的君主根本不值得去保他，干脆反了吧。就这样，郭马、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一批将领借缉查公孙之事煽动兵民聚众起事，一上来先将广州都督虞授给宰了。这下可好，姓公孙的找到一大堆，全都聚在广州，真的把广州给逼反了。孙皓闻讯吓坏了，这不正应了兵起南方，天要亡吴嘛。孙皓就信这些谶纬之说，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时的郭马自称安南将军，总督交、广二州军事，然后便出兵攻杀了南海太守刘略，又驱逐了广州刺史徐旗，而后殷兴自称广州刺史，吴述自称南海太守。郭马再派何典、王族分别领兵向广州的苍梧郡和始兴郡发起攻击，整个广州一时间遍地烽火、四处狼烟。
八月，孙皓任命张悌为丞相，舅舅何植为司徒，滕修为司空。滕修曾经任职广州刺史，在当地颇有恩威，后被调任朝廷执金吾，负责京城安保工作。孙皓想起滕修在岭南地区素有威望，于是命滕修也别当司空了，改任广州牧，镇南将军，为使持节，总督广州军事。孙皓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滕修赶紧前往广州平定郭马叛乱，滕修领命后率一万兵马自东向西往广州方向而去。孙皓再命徐陵（今安徽当涂县西南）都督陶濬领兵七千从西路出发，陶濬的兄长交州牧陶璜起交州兵马自西向东与滕修所部会合于广州，共同讨伐郭马。当滕修率军进至始兴郡时，正遇上郭马部将王族攻打始兴，滕修只得停下来与王族展开周旋，不能再继续前进。而陶璜的人马从交州出发，距离广州治所番禺（今广东广州）超过千里，一时也无法到达。
广州、交州虽然距离中原地区十分遥远，但广州事变的消息早有细作传回晋国。益州刺史王濬向司马炎上疏道：“孙皓荒淫凶暴，反复无常，应当立即征伐吴国。一旦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新主，势必成为我方强敌。臣在巴蜀造船已有七年，七年来每天都有船只腐烂朽坏。臣年已七十，自知余日无多。这三点因素只要有一点出现麻烦，伐吴之事恐难成矣。望陛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这时，安东将军王浑上疏奏报，说孙皓意欲北上，吴国江淮边境地区已经戒严。王浑是前曹魏司空王昶的儿子，现任安东将军，总督扬州军事，一直驻防寿春（今安徽寿县），处于对吴作战的前沿。去年冬季，孙皓派出吴军进至皖城（今安徽潜山）大举屯田，意图在江淮一带站稳脚跟，为攻打晋国储备军需。王浑命扬州刺史应绰统率淮南各路兵马向皖城及其周边屯田发起攻击，应绰一举将吴军击败，斩首五千余级，并焚烧了吴军积聚的粮米、谷物一百八十余万斛，毁掉吴人的稻田四千余顷，烧毁吴军船只六百余艘，彻底粉碎了吴国在江淮之地的屯田计划。所以王浑现在担心，吴人可能再次来犯。正巧益州别驾何攀正带着刺史王濬的奏章出使洛阳，何攀便向司马炎进言道：“孙皓一定不敢北出，趁吴国戒严之机，我们突袭吴国，反而更容易取胜。”司马炎明白何攀的意思，吴国边境戒严，内部可能就会掉以轻心，对吴发动突袭反而容易成功。
镇南大将军杜预此时也从荆州向司马炎上书道：“自闰月以来，吴国防备甚严，却不见吴军出现在长江上游地区。由此形势判断，敌人已是计穷，其兵力不足以同时兼顾下游和中上游两处地段。吴军只能保住夏口东面的防务以苟延残喘，没有更多的兵力西上，否则国都方向就会兵少空虚。而陛下若误听他人之言抛弃伐吴大计，放纵敌人产生后患，实在可惜呀。假如发兵招致失败，那当然不应举兵。现在我方已制定出完美的方案，务必使其更加完备，一旦成功，将开创出太平基业，即使不成，不过耗费一些时日罢了，那又何必在乎一试呢！如果等到以后，天时人事都会发生变化，臣担心伐吴会更加困难。如今我方已有万全之策，不会有失败的顾虑。臣下定决心，绝不敢在伐吴一事上暧昧不明自取其累，望陛下明察。”结果杜预的奏疏报上去后等了个把月都没有回音，杜预估计伐吴之事在朝中阻力不小，于是再次上书言道：“以前羊祜有关伐吴的计谋并未与朝臣商议，而是私下里秘密与陛下商讨大计，所以朝臣们现在会有很多不同意见。凡事都应当权衡利弊，现在伐吴之利十有八九，弊端不过十之一、二，最多就是徒劳无功而已。如果一定要让大臣们说出伐吴必败的理由，显然他们也说不出来，只是因为伐吴之计不由己出，自己不会有功劳。一旦伐吴成功，这些人会为反对伐吴的言论而感到羞耻，所以他们便要坚持那些反对意见，其实是为了面子。自我朝建立以来，无论事务大小总有不同意见，虽因人心不同，也因为有些人受到陛下恩宠而不考虑后果，所以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很轻易地就表达出来。今年入秋以后，讨伐吴国的形势渐渐明朗，现在若终止伐吴，孙皓可能因心生恐慌而别生他策，或迁都武昌，或整修江南各地的城池，将民众再迁徙到远处，则各城不易攻破，坚壁清野后令我方无所收获，这样拖到明年，我方的计划就无从下手了。”杜预这封奏疏送到司马炎面前时，司马炎正在和中书令张华下棋，张华见是杜预的奏表就知道是有关伐吴之事，于是推开棋盘拱手向司马炎道：“陛下圣明神武，如今国富民强，而吴主荒淫暴虐，肆意诛杀大臣。现在讨伐东吴，可不废吹灰之力，请陛下不要再犹豫了。”司马炎同意，便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统筹安排水陆运输等各项事宜。贾充、荀勖等人闻听司马炎真的准备伐吴了，又开始跑到司马炎面前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的，导致司马炎大怒，吓得贾充等人连忙叩头谢罪。贾充这回失了面子，却还不死心。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国正式出兵，大举伐吴。多年来，自曹魏开始从北方征伐江南便多有败绩，著名的赤壁之战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赤壁之战后曹操调整了对吴军事进攻的路线，几次征伐江南的基本线路都是由豫州谯郡出兵，经淮南寿春、合肥，最后向吴国的濡须口，即东关发起攻击。（如图）这条线路虽然对行军来说较为通畅，有利于曹魏大规模运兵，但后续进攻方向相对单一，至魏吴边界的濡须口时地形收窄，吴国可以集中兵力进行抵御，相对容易防守。所以，曹魏尽管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却不能有效突破吴国的东关防线，司马师时期的东关之战便是很好的例证。到了曹丕时代，进攻东吴的路线改为三路并征。中路仍然保留了至寿春、合肥、濡须口的进攻线路，另外又增加了东西两条线路，即西路由襄阳起兵，向吴国荆州的江陵发起攻击；东路则由曹魏的青、徐二州出发，兵马顺江至洞口（即今安徽历阳北岸），对岸就是吴国的牛渚，即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一带）。三条攻击路线只有东路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魏军攻击到长江北岸后兵力不足以渡江向吴国腹地深入，因吴国的国都建业在此，所以这里是吴国防卫的重点区域。而另外两路却不能取得进展，东关濡须口依然是魏军不可逾越的障碍，西路攻击江陵时却因城墙坚固，魏军久攻不下，导致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所以最终无功而返。曹魏时期之所以无法拿下东吴，一方面因为魏国从中原地区进兵江南，需要经过无数的河曲纵横，而魏军以陆战见长，在河网交错的江淮地区难以发挥优势，另一方面就是魏军欠缺水战能力，还敌不过东吴，船小舟少的局面成为曹魏进军江南的最大桎梏。然而，自从司马昭吞并蜀国之后，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时的晋国又多了一个攻击吴国的方向，且这条攻击路线对于吴国是致命的。晋国占有巴蜀后从整体战略格局上已经对东吴形成半包围之势，吴国的北面、西面直接面对晋国，而东面、南面却只剩下大海。晋国据有巴蜀便有了长江上游之利，如顺江东下必然势不可挡。吴国的沿江防线首推西陵要塞，西陵在今天的湖北宜昌地区，三峡中的西陵峡即在此区域内（如图）。西陵附近遍布山岭，道路崎岖，利于扼险据守，所以从陆路很难有效突破西陵关隘。但西陵峡江面东西两侧落差极大，成西高东低俯冲之势，占据西陵顺江而下，不出半月即可抵达建业。所以，若从西面沿水路大举进攻，则西陵要塞难以招架。然而，晋国自建政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而迟迟没有对吴国动手，就是因为虽然占有地利却缺少一支强大的水军，因而无法突破吴国的江防体系。现在，有了益州刺史王濬，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王濬七年来就做了两件事情，在益州造船，训练水军。
王濬没有忘记当年羊祜的举荐之恩，因为羊祜一直认为王濬才堪大用，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劝谏朝廷将王濬留在了益州，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由王濬来完成伐吴壮举。羊祜生前已经为晋国设计出了全面伐吴的进攻路线，其中一路，也是最重要的一路就是由王濬发益州、梁州之兵水陆俱下，沿江向吴国的各个江防要塞实施攻击。另外一路则起荆楚之兵进攻吴国长江中段的军事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显然，这一任务应该由羊祜举荐的镇南大将军杜预来完成。羊祜的军事战略考量的确高屋建瓴，选人也恰到好处，王濬、杜预两位坚定支持伐吴的将领一定能完成羊祜未完成的心愿。再有一路则由平南将军起豫州兵马向长江中段的另一处要塞夏口（今湖北武汉汉阳）发动攻击，目前镇军大将军胡奋已转任平南将军，总督江北军事，正在积极筹备伐吴事宜。还有一路是尽起青、徐、兖、扬各州兵马直接向江南的建业进兵，直指孙皓的大本营，用司马懿曾经说过的方略就是，‘扼其喉，捣其心’，那么攻击夏口便是扼其喉，攻打建业则是直接捣敌之心腹。羊祜的四路出击计划是建立在晋国具备强大的兵力和资源优势之上，而吴国因为兵力有限，整个江防系统线路漫长，当晋国发起全面进攻时，吴国必然顾此失彼，疲于应对，只要有一处要塞被有效突破，吴国的防卫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
司马炎考虑再三，觉得四路进攻还不够，在羊祜整体战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路人马。一路由琅琊王司马伷领兵出涂中（今安徽滁州一带），同样直指吴国国都建业，也就是原计划攻打建业的人马又增加了一路。另外增加的一路兵马由建威将军王戎领兵攻打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昌（今湖北鄂州），与攻击夏口的人马互相配合、呼应，这样长江中段最重要的三处要点均会受到来自北方晋军的攻击。司马炎这次是铁了心了，誓要六路灭吴，一统华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