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见到九尾白狐，禹自解为“王者之证”九尾狐与白狐的神化，并且经历了由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的崇信的过程。
但自汉魏开始，狐的意象开始有了妖兽的色彩，向着多元化的形象演化。
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
这几乎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女性狐妖以美色魅惑人而害之的故事了。
而到了唐代有关狐的故事便已是比比皆是，广为流传。
而关于狐的形象也更是丰富之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
广异记中的狐之故事已成为书中主体，存文的数量颇为可观。
相对于汉魏时期的狐故事，唐代对于狐之女性形象给与了更多人性化的增色。
此外，狐也被百姓广为接受，成为奉拜之仙。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由此，狐被幻化成具体的仙，为它进一步趋向人性化与世情化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民间素材。
到了明清时期，狐故事更为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由此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狐女，也相应成为了这类特殊故事的主要人物，在民间广为流传开来。
在西游记中，狐以玉面公主为典型，全是以妖怪的形象出现，且多为女性形象，特点是以妖王或国王作为其依靠的主体。
此外，法力微弱，多靠美色也是她们的共同特点，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观念。
此后到了赵宋时代人们的思想已被深深禁锢，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和束缚达到空前之举，但本性的需要和释放是无法被真正磨灭的。
因此到了明代，随着世情风貌大大不同，宣淫欢乐在明小说中已寻常可见。
在这种享乐与理性的矛盾中，狐狸精的形象便成了男性幻化出来的综合体。
然而，这样的狐狸精多没有完满之结局，正如玉面公主一样，死在了男权主义的正道上。
还有就是关于红孩儿的分析。
大家都知道，红孩儿是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儿子，是牛魔王家族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也是在牛魔王家族这条支线中最初显身，并触发后续情节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首先从红孩儿的称谓入手，根据他的三个名号来进一步作分析。
关于红孩儿故事溯源。
首先，“红孩儿”来源于鬼子母的故事。
鬼子母，在佛经中是二十诸护法神之一，北魏杂宝藏经有记载，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诸迎妻。
有子一万人之多，最小的儿子叫殡伽罗，这个残暴雄虐的儿子被世尊盛于钵底，鬼子母为了救儿子，答应佛祖受于三归五戒，最终与儿团聚。
这个故事中的殡迦罗就是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原型。
而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国中已有鬼子母的故事“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
元代成书的西游记平话已经散佚，但朴通事谚解中引用了其中诸多情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又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蹂也。”。
在此段话中，已经出现了“红孩儿怪”这一名称。
西游记中红孩儿故事结构却来源杂剧西游记。
此杂剧中的故事大概为：唐僧一行正在山间行走，忽见一个小孩儿迷路啼哭，唐僧深怕他给豺狼坏了性命，叫孙行者背到前面人家去，行者怕是妖怪，不肯背，唐僧定要他背。
行者就请唐僧等先行，自己过去背那小孩，却背他不起，知是妖怪，一刀把他砍下涧里去了。
忽然沙和尚慌忙跑来说，“师兄祸事，吃那小孩儿拿将师父去了。”
行者和沙僧、火龙同去见观音。
观音也看不出妖怪的本来面目，又同去问世尊。
世尊道：“那小孩唤**奴儿，他母亲我收在座下作诸天的，缘法未到，谓之鬼子母。我已差揭帝将我钵盂去把小孩盖将来，放在座下七日，化为黄水。鬼子母必来救他，因而收之。”
并叫行者等回去，唐僧已经救出在那里了。
鬼子母领了鬼兵来救儿子，但是不敌天降哪叱，终给哪吒拿住。
鬼子母无奈只得阪依佛法，放出爱奴，子母团圆。
正如鲁迅所言“西游记杂剧中的鬼母皈依一出，即用揭钵盂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发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火孩儿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须得二圣郎救了你。而于此乃改为牛魔王子，且与参善知识之善才童子相混矣”。
可以看出，此故事的前半部分已经与西游记相差无几，但后半部分依然延续了鬼子母故事的原型。
但故事中的红孩儿与西游记中的十分相似。
可以说，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和红孩儿是根据此故事中的人物原型而创作出来的。
以及对圣婴大王故事的溯源。
首先，对于“圣婴”一词，西方文化中也有着相关的故事传说，虽然与西游记所指南辕北辙，但情节和意味上却有着相似之处。
西方自三世纪以来流传这这样一个关于“圣婴”的故事。
圣克里斯多夫是个大力士，他只肩负最强大的东西。
他先归附于一位国王，后来听说国王怕鬼，于是就归附于鬼，后来听说鬼怕十字架，于是就打算投靠基督，作基督的奴仆。
在一个牧师的指导下，他来到一座城堡等待基督。
其间他做了许多背人过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