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黄木荡破圩，庄稼绝收，一九八四年，黄木荡破圩，庄稼绝收，一九八五年的春天，谢书记组织村民在黄木荡大埂上搭建工棚，小子洲有句古话，事不过三，八不到五，今年黄木荡破不掉，谢书记爬到一棵十几丈高的枫杨树上，鼓舞士气。

我和老中医女儿，益母草，毫不关心村庄的前途命运，在遥远的六洲老街，我代表小子洲，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玻璃球大赛，六洲公社的八个大队悉数参赛，场地安排在轧花厂大院，没有裁判，没有啦啦队，一切靠实力说话。

一九八五年的春风轻轻掠过六洲老街，豆腐坊里老万正值壮年，老油坊里老范也神采奕奕，康乐棋馆里挤满刚刚喝过早茶的年轻人，电影院的海报栏上张贴着少林寺的宣传画，商店里售卖着蛤蟆镜，喇叭裤，女人们挑选着毛线，在开司米和马海毛之间，犹豫不决，钟表店的小施戴着黑色眼罩聚精会神的修理上海牌手表，乡政府机关宿舍的花坛上冬梅和小敏座谈粉丝厂的八卦，菜农分列街道两侧摆弄从马德口大吹家制作的麻杆秤，后来当上副校长的啊混四十五在街东头的六洲初中的课堂上跟调皮的学生干架，布谷鸟衔来六洲小学的放学铃声，孩子们扛着课桌椅拥塞在青石板老街上，他们本该回家吃饭，可是他们没有，他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一年一度的玻璃球大赛。

多年之后，在交响乐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背景里，益母草告诉我，她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我说我打个电话让我妈去接，益母草没有同意，益母草说的没错，我妈并不知道她孩子在哪所幼儿园，我突然清醒过来，现在是2024年，益母草已经嫁为人妇，1985年扎着两个小辫跟我分享酸梅粉和萝卜丝的小姑娘已经长大，已经老了，已经和我毫无瓜葛。

在我二姑父没有办自来水厂之前，除了轧花厂家属院有来自水塔的自来水，其余街上人也和我们土得掉渣的小子洲人一样，在小江里挑水吃，在江沿上，我看见一种野草，我并不知其名，江上有机帆船经过，奶奶就坐在船上，奶奶要去汤沟买猪肉和面条，为我爸爸的婚宴筹备菜品，阿奶，这是什么草，奶奶留着乌黑的耳道毛，也即齐耳的短发，奶奶置若罔闻，手搭在桑树扁担上，意气风发的和船上其他的乘客热议着什么。

益母草，像一樽烛台，插着三根蜡烛，烛火是扁豆紫，我之所以要记录为扁豆紫，而不是茄子紫，是因为第一次进入益母草的闺房，我耳濡目睹，一派紫光，一九八五年的春天的六洲老街首富的女儿的卧室，已经铺填了色彩艳丽的地板砖，站在门口需要脱鞋，照相机，录音机，电视机，应有尽有，墙壁上挂着色彩斑斓的游泳圈，嵌着照衣镜的组合衣柜上，出现我爱张蓓蓓的身影和哭声，给你照一张相片吧，你举着我的万花筒，看我，益母草摄录了1985年膝盖头打着补丁的玻璃球大赛冠军夺主。

每一颗玻璃球都内含彩色的叶片，当它们一颗颗被整齐的排列在轧花厂门市部广场的水泥地上的一刹那，1985年的春日骄阳在一群少年的面前，开出姹紫嫣红的独属八十年代气息的水仙花。百步穿杨者，唯我一人，这令同是选手的益母草对我刮目相看，我再次令她刮目相看是我们成为同桌的多年以后，我在七年级政治课上，一口气把道德的定义背出来了，益母草说，我爱张蓓蓓，你将来一定能成为坐办公室的。

“给你开点柴胡，回去蓝边碗兑上三碗水，怕苦，喝过药汤之后，吃一勺白糖。”

“能不能跟阿叔借一勺白糖？”

“什么意思？”

“意思意思。”

“中支的，挺上道啊，有话直说吧，我治心病，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北地带，排得上号的。”

“我想去你女儿房间看一眼，就一眼。”

“大女儿，还是小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