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皇帝赏赐章服，都出自臣僚们自请，这次却是出于仁宗本意。

仁宗对同时接受赏赐的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人说道：“你们是我亲自选择的，屡次论事，无所回避，所以才有这种赏赐。”

自此谏官每天都是赴内朝，旁听宰相奏事。

谏官就像裁判，意味着一种高度，而在欧阳修心目中，高度就是责任。既然做了谏官，欧阳修就希望可以在职责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公正裁判，将不利于社稷的仓鼠一一剔除。他深知这是一桩得罪人的买卖，弄不好可能引火烧身，因为即使百分百出于公心，是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包括皇上在内的其他人也未必能理解。

但欧阳修就是欧阳修，在他看来，倘若自己只知明哲保身，那也不必出来做官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除了作谏官，欧阳修受命参加了多项国字号文化建设。他参与编辑自景祐二年（1035）以来的诏旨，并担任详定官，后来成书为《庆历编敕》。还受命与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共同详定本朝勋臣名次，与王洙、余靖、孙甫，共同编纂《三朝典故》。

《三朝典故》又名《三朝圣政录》、《祖宗故事》，将太祖、太宗朝的典章制度，分成九十六个大门类，编纂成册。

欧阳修被提拔为领衔同修起居注，参与编纂《仁宗起居注》，记载仁宗言行和朝廷大事。这项使命本身即昭示着仁宗对他的信任。

这时传来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前宰相吕夷简久病风瘫，以太尉名义致仕，不好的消息是，吕夷简的旧账仍未清算。吕夷简先后在朝担任宰相二十四年，权倾天下，享尽人间富贵荣华，却由于渎职和腐败而使朝廷纪纲隳坏，忠奸贤愚颠倒，导致外敌入侵，兵民疲劳，苦不堪言。

让欧阳修痛心疾首的是，吕夷简虽然名义上退出执政圈子，其流毒却还大行其道，尤其是暗地里他依然与仁宗有文书往来，借此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和追随者，进而影响朝政。

吕夷简身为大臣，却私宠奴仆，带头破坏朝典，欧阳修请求仁宗追回敕命，以严肃朝纲法规。

欧阳修奏“论吕夷简仆人受官札子”，提醒朝廷在吕夷简引退的时候，不要对他的弟子滥施恩典，强烈反对起用吕夷简仆人袁宗等二人为奉职，他援引了一个“故事”，即去年十月仁宗批准臣僚建议，今后不得奏荐大臣家仆为官。

听说吕夷简致仕以后暗中常有文书奏入宫廷，欧阳修认为非常不合时宜，当即上疏请求仁宗予以制止。

吕夷简罢相以后，朝廷起用贤人，时政焕然一新，他奉劝仁宗“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不可信从守旧派的歪理邪说，动摇革新朝政的决心。

坏消息是，开封知府李淑晋升为翰林学士。李淑是本朝大臣李若谷之子，博学多才，欧阳修早年曾登门问学，后来又多次投书咨询，对他了解甚深，发现李淑两面三刀，为人阴险奸诈。比如本来当年寇准于他有举荐之恩，在得授秘书郎、进太常卿之后却又依附王钦若，给寇准泼脏水，诬称寇准私喜魏晋鲍敬言之书，而鲍尝著《无君论》，因此有“不可告人”之状。

翰林学士是宫中亲近职务，像李淑这种忘恩负义的奸邪小人，一旦进入侍从行列，势必构陷忠良，沮坏政事，殃及天下。

欧阳修在延和殿奏事时当面谏阻，请求予以罢免。退朝以后，又连上两疏，称李淑多年来朋附吕夷简，在开封任上过失甚多。

原来，仁宗一度想将李淑入知寿州，中书省却要等待李淑自己上书改官，方敢差遣。所以终于有了晋升任命。此时权知开封府吴育劾奏前任知府李淑的罪过，仁宗这才罢黜李淑的翰林学士，让他出知郑州。

另外一起人事案是李昭亮的任命。李昭亮是宋太宗李皇后的侄儿，宋初名将李继隆之子，宋朝开国元勋李处耘之孙，还在四岁的时候就当了东头供奉官。继位前仁宗见了李昭亮，都要叫他表叔。仁宗自河东调李昭亮出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陪署。

欧阳修素来瞧不起此人，以其志大才疏，不可重用，随即上疏反对，上“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称李昭亮无治军之才，不能担当方面将帅。天下如此之广大，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朝廷无法获得人才，因为朝廷做事，常患因循守旧。而最大的用人弊端，在于论资排辈，墨守成规，不敢越级提拔，总觉得无人可用，不得已而用其次，结果误了国事。

欧阳修重申练兵选将的必要性，主张在军队中选任良将。将帅必须在军队之中选贤任能，就像良木应来源于森林那样。

札子的最后，欧阳修的结论是逐级选将之法可以实现军队的优胜劣汰，从而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整治，这样既精简了军队的数量，又节省了军费的开支。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