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京师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
入夏以来,励精图治的“庆历新政”,由于限制了权贵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此时的宰相晏殊,仿佛置身事外,浅吟低唱着“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新词,根本没有融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
重臣夏竦更是指使台官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让仁宗皇帝动摇了改革初心。
进入六月下旬,契丹国主耶律宗真亲自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带,扬言进兵西夏却迟迟不见进一步行动,仁宗怀疑耶律宗真是不是在等待大宋国里什么人的配合,以造成呼应之势。
虽然这怀疑后来被证明子虚乌有,但的确引起了仁宗的心理变化。
而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正是夏竦。
本来,欧阳修对这位江西同乡并无恶感。夏竦是依靠乃父的声名踏上仕途的,乃父夏承皓曾任职大名府,在太宗年间因抵抗契丹入寇死于战事,夏竦得到朝廷抚恤,被录为润州丹阳县主簿。而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所以,一半靠乃父,一半自己的天赋,夏竦顺利进入政坛。
此外,夏竦也是做过一些好事的,比如曾经对范仲淹有过知遇之德。又比如,当他左迁襄州,正逢当地饥荒之年,虽“大发公廪”,将州库中的粮食散发一空,仍不足赈济灾民。夏竦便打出慈善大旗,劝说州中那些大姓豪族拿出积粮,募得二万斛,使四十余万人得以全活。
但夏竦私德不修,气量局促,心胸狭窄,为人为官任数术,倾侧反覆,常常睚眦必报。仁宗在老宰相吕夷简因病致仕后,一度授任夏竦为枢密使,但因他此前率军与西夏作战中口碑甚差而“复夺之”,转而重用革新派人士,这使夏竦备感失落,把这笔账记在了力推庆历新政这一派人身上。
而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偏偏作《庆历圣德颂》,赞扬朝廷退奸进贤,令夏竦深为衔恨。
夏竦为抨击新政,令家中女奴临摹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诏书。尽管夏竦这次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还是造成了不小的政治后果,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革新派还是相继被贬。
庆历新政的败象,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八月,欧阳修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月初,河北路保州(今河北保定)驻军不堪官员虐待,发动兵变,杀州官,占城堡,朝廷正组织兵马进剿。加上契丹大军集结北部边境,仁宗有意选派大臣,充实河北路守备。
宰相晏殊则力荐欧阳修出使河北路。
在庆历新政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台谏官都反对欧阳修离开朝廷。蔡襄、孙甫等人一再上书,请求留任欧阳修。
蔡襄“乞留欧阳修札子”说道:事有轻重,度才而处。才有长短,适用为宜。朝廷安危之论系于天下则为重,河北金谷之司系于一方则为轻。修之资性,善于议论,乃其所长,至于金谷出入之计,勤干之吏,则能为之,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长,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
他认为朝廷的谏官和知制诰,重于执掌一路财赋和监察权的转运按察使,而且,欧阳修长于议论,适合留朝顾问。让欧阳修去经度财赋和考察官吏,是弃重就轻,舍长用短,很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