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等恶状与衰颓，只能是营苟者长命富贵、报国之能臣先死。

......

“只能先用魏忠贤。”

王战来到此世的时间确实是很短，但是彼世读书读史的时间却不短，在长时间读书思考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结论；醒来的时间虽短，思考却不慢。成熟的看法映照严酷的现实，王战拿定了主意：

自己要的是消除了治乱兴衰循环，开启了民智，人人自强、人人负责、具备自省自新能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华夏文明。如此，自己必定要推行自己的思考所得，必定要首先触动文人、从根本上触动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

此种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特权阶层一员的东林，心中充满了私利，充满了非此即彼的党同伐异，只会成为阻力，已不可用：就算熊廷弼不是大能臣，只是一般干臣，且不肯留在宁远坚守之举真有如邹元标所说的赌气、对王化贞幸灾乐祸的成分，那至少在他熊廷弼被斩首的情况下，王化贞也不应该还活着——毕竟是掌握十三万大军驻扎在广宁的王化贞丧了广宁，弃城而逃，而且王化贞是和熊廷弼同时被邹元标等人判的死罪。

所以归根结底，东林的朋党私利压倒了国事。大明边事能臣、国家干城熊廷弼死于党争。

其他的齐、浙、楚党可用否？答案同样是否定：同样是特权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就算本来没怎么样，但是与东林斗了这么多年，党同伐异、为私利而争也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所以也不行。

而且整体来看，大曌所有这些文官，在没有经过改造、思想没有转变之前，执行力都极差。他们只为自身利益撕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承担半点责任的“党争”，对华夏文明的危害无以复加。

那么，短时间内，谁可用？

魏忠贤。

在自己培养出执行团队、能掌控朝政、彻底的贯彻意志之前，只能保留魏忠贤，先饮鸩止渴，同时制止东林的上奏弹劾。

史书上的东林之人，非此即彼，在他们眼里，不赞同东林的都是小人、邪党，现在，融合而来的大曌第一木匠的记忆同样如此。所以，在保留魏忠贤的情况下，若是把他们放出来、任由他们上奏，甚至让他们以为风向变了、可以疯狂的上疏弹劾阉党了，必欲将非东林之人全部清除出朝堂，那无非是让党争再次激烈、朝政运转失灵，对于自己接下来的施政打算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百姓毫无益处。

对比之下，反倒是魏忠贤自有其特有的利用价值。

单说效率，自己要做什么具体的事情，现在的魏忠贤，效率比任何人都高，东林完全无法与之相比。不但不能相比，事实是只要不合他们的意，他们立刻会成为掣肘，成为朝政齿轮当中的楔子、润滑油当中的砂粒。

客观来说，阉党文臣也更愿意逢迎皇帝，而不是遇事就要反对一下来彰显自己的清流风骨。

魏忠贤确实日渐坐大日渐残暴，但魏忠贤作为依附于皇权的家奴，唯一在乎的就是皇帝的意志，多多少少能把巨商大贾的商税矿税收上来一些，阉党的恶名有一部分也就来源于此。

征收商税矿税的过程中，虽然魏忠贤可能贪的更多、勾连放纵商贾所得贿赂更多，并没有把能收的商税都收上来，但有总比没有强，北方前线的军队实在是需要得到真金白银的支持。

此等现实面前，不管怎么说，暂时留下魏忠贤发挥作用，怎么都比彼世天启之后的崇祯强：

彼世崇祯灭了魏忠贤之后，各朋党，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残余，作为既得利益特权阶层的代言人，对商矿税收都是极力反对。最终崇祯在文人“尧舜禹汤”的称颂忽悠声中，干净彻底地罢了商税矿税，结果便是国库空虚无钱养兵，只能继续加派，将所有养兵所需的税赋加派都压在穷苦农民身上，逼得农民活不下去纷纷造反；为了剿灭各地农民的造反，只好在辽饷加派之外再加倍征收用以剿灭造反农民的剿饷、练饷，于是使农民更加活不下去，更多投入造反的队伍，恶性循环。由是，农民军内患开始与事实上已经从边疆边民变成外患的建州东金共振，最终震塌了大明这座大厦。

另外，对军饷这一块，大曌与彼世明末一样，整个文官阶层的吃相都丑陋得无以复加，尤其是跟他们读的圣贤书映照起来，绝不是只有阉党才丑陋。只看山海关外十年战果就知道了，军械铠甲有多差、军心士气有多低、败的有多惨、失去的国土有多广大，那军饷被贪墨的就有多狠。

所以，种种条件都决定了暂时还是必须要留下魏忠贤，利用他。

“自己手中的华夏大计，半年之内非魏忠贤不可；半年之内，魏忠贤将是自己最快的刀；而所谓魏忠贤的上万的内操军，也必须成为自己的利刃。”王战心中彻底决断，同时也不忘暗自警醒：如此一来，自己用刀的方式与目的会与之前的“自己”大不相同，必须要小心不要被刀割了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