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冷处理，先凉拌。”

暗叹之中，并无消极之意，种种史书的蛛丝马迹与大曌现实映照在心里，极大地坚定了王战先冷处理、暂时留下魏忠贤的决心。

这个决心，首先是出于大曌现实，而非彼世史书。

彼世东林对史书中大明的衰颓所负有的极大责任，不过是给此时的王战提供了一面更清晰的镜子罢了。

此时的大曌，在沈阳、辽阳直至广宁兵败、辽东辽西百城千里尽丧这一系列巨大的失败上，东林以及非东林诸朋党表现出的朋党优先、治国无能是确凿无疑的，他们对如今大曌的危局毫无疑问是负有巨大责任的。

国家百姓的利益，时时被他们放在嘴上，其实丝毫没有被他们放在心上。

广宁兵败以及兵败之后的一系列举动、直至熊廷弼被斩首，便是“国事为轻、朋党优先”这种官场恶状最直接的体现：

天启二年，自己的前身、十六岁的天启帝大怒——看到王纪、邹元标、周应秋对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判词之后，觉得王化贞虽然无能，但对自己还是赤胆忠心的；而熊廷弼虽然雄才大略，却是仗恃着自己的雄才大略恃才斗气，因一己之私而亟亟于私怨、怠惰于皇命，导致辽西连一座城池都没剩下，实在是有负自己的信任与恩遇。

然后，对熊廷弼的怒意在天启五年八月达到顶点——在看到了冯铨献上的《辽东传》、听到了冯铨对《辽东传》的解读之后。

大曌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外战能臣熊廷弼被刑部主事张时雍监斩于京城西市西四牌楼之下。

然而现在回想，前前后后对比起来，始终没有一个东林在边疆战事上显示出了胜过熊廷弼的才能。单纯在熊廷弼的死罪判决上，东林也没有显示出公允，更没有显示出以当时危急的边疆战事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公义。前因、过程与结果连起来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看似在坚守国朝律法，实则是打着律法的旗号，将边疆战事、国家利益抛在一旁，害死边疆能臣——只因这能臣非是东林。

更可笑的是，熊廷弼被拿问下狱之后，东林党再度推出主持辽地军事的人、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孙承宗，执掌辽地之时采取的策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于熊廷弼，却绝不类王化贞。直至现在的袁崇焕依然如此。

广宁之败后，从熊廷弼被定下死罪到最后斩首，历时三年多。三年当中，有人上疏认为熊廷弼该死；有人上疏认为熊廷弼不该死且应该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凭其能力，戴罪立功才于国有益。但从没有人敢说王化贞不该死——即使是在皇帝面前宣扬王化贞赤胆忠心的王纪、邹元标也不敢公然说王化贞不该死，只敢旁敲侧击地说王化贞赤胆忠心。

然而这种情况下，群臣意见不一但却公认是边事能臣的熊廷弼死了，在“自己”的怒火之下被斩首了；群臣一致认为该死且公认是废物的王化贞却活着，岂不是笑话？

放在国事背景下，放在丧兵失土的背景下，王战觉得简直是最森冷的笑话——这个笑话明确地提醒自己，如果不能想出有效办法，自己终究也不过是隐形皇帝操控的木偶、将来背负骂名的昏君。

史实现实交织映照，思虑中王战再次用心回想，细细体会记忆中当时“自己”脑海中的怒意——怒意来源无误，当时看了王纪和邹元标呈上的判词之后，心中的确被一个念头塞满了：熊廷弼太不是东西，有本事却不做事，恃才忘恩，因私废公，比无能的王化贞更该死！

显然，在文官集团这个巨型皇帝的暗影下，天启帝并没有无限的权力，更没有充足的信息。他听到看到的，都是文官集团让他听到看到的，决策的正确性、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以为都是乾纲独断的决策，其实一喜一怒可能都在他人算中，自以为解恨的斩首，实际上是被人撺掇成了刀子——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

王战知道，即便是现在的自己，判断也未必就准确，终究局限于有限的信息。熊廷弼活着也未必真就是超级大能。

但王战坚信一点：辽东之事绝非像某些御史说的“今日之事，尽在经臣生死以之”。王战对此等说法历来是嗤之以鼻：一个大国到了这等地步，哪是一个经略大臣一人一事造成的？那是百年来官场生态恶化和百官齐腐造成的。怎么可能某个人就能力挽狂澜？

想要力挽狂澜，只能是整个朝廷的官员、不纳税赋的特权阶层都得到改造，最伤害民心、最伤害国势的特权彻底被消除，那才能实现民心的凝聚，进而实现国力的进步，实现军伍士气的高涨、粮饷军械的充足、训练的有素，如此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现实就是，就算熊廷弼没死，也顶多是守成而无法反攻，至少是反攻难度极大，也就无法避免被批评“具檄诸边以御东虏，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

再者说，“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饷银虽然不少，但也要看这饷银最终装到了谁的口袋里，否则，八千万又有什么用？不过是让特权权贵、贪官污吏的富贵更上层楼、让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罢了。

所以，换成谁，都无法避免被这样批评甚至是撕咬，只因大曌这个文官集团、特权阶层、隐形皇帝体内充满了党同伐异式的撕咬，充满了贪婪，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为了朋党利益不惜置边事能臣于死地。他们的恶臭之状不改，大曌朝廷官场生态便只能呈现恶臭之状，国事便只能随之恶臭，国势亦只能随之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