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上的内容，符合二人面对建州叛臣的胆怯，哪怕是在宁锦守城之战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种胆怯也没有消去，彼此两世皆如此。

只是在王战到来的时空下，上疏时间有所提前罢了。

来到此间已经一月有余，王战大致确定，眼前的大曌与史书中的大明没什么两样。

西北和东北边镇的失地农民很多人走投无路，为了活命，投身军伍混口饭吃，成为战兵或驿卒。其实这些人绝大多数原本就是军户，只不过现在的军户受到的盘剥比普通农民更多一道手续、更残酷，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卫所军官、军法和军户户籍的制约，所以为了求口饭吃，只好投入战兵这个募兵体系。

但是自万历以来，为了对付东金，朝廷屡次向百姓加征，虽然表面上军费大增，但军费无论增加多少，最后还是被文臣武将和宦官等所有经手之人吞没绝大部分，因此西北和东北边镇投入战兵体系的这些穷人依旧缺饷严重。

尤其是西北边镇，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比东北更为贫困。作为底层士卒，还要被将领们白使唤，当牛做马，常常是衣不蔽体，难以糊口，甚至不得不将当兵障身的铠甲刀矛卖掉，更甚者卖妻鬻子，只为一口吃食。穷民走投无路投身军伍，本就为能有粮饷、有口饭吃，却被克扣至几欲饿死的地步，如此情形，怎么能不杀官造反？

史书上明末之时，天启末、崇祯初，欠饷有多至三十六个月的，现时大曌也好点不多。

王战记得很清楚，史书之上，宁锦大捷之后，袁崇焕有功却难赏，功劳都被魏忠贤一党分去了，故而辞官归乡。接替袁崇焕做辽东督师的王之臣上疏，内容便与现在的奏疏差不多，建议放弃锦州诸城。

当时天启帝的批复是“孤城抗虏业有明效，责成三帅照依信地用心防御，有进无退，无容示怯，以启戎心”，有进无退，不允弃城。可之后不久他便驾崩，崇祯登基，督师王之臣与天子和朝臣们商议之后，还是于崇祯元年二三月间彻底放弃锦州、高桥、杏山、塔山。

无论理由多么堂皇，无非是兵不敢战，孤城难守，督臣胆怯。

奏疏说城墙被雨淋坏了，说这些城池都不容易补给，说塔山地势也不好、不利于防守。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害怕、想放弃这些关外的城池，离敌人远一点。

城墙被雨淋坏？此时没大旱就不错了，山海关外何时有了这样经常性的“时行”大雨？

当然，客观上还有粮饷的沉重压力

之前，大曌天启元年，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条陈：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到万历四十八年十二月，仅仅两年半，辽饷就发放了二千零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

发了这么多，“自己”还要被缺饷问题逼得问户部“何至外解中断，动以请帑为事”，最后只能“饷库一空.....朕衷姑准发帑五十万，作速解发，以救燃眉”，只能狠狠的说“各边镇、所、营、屯原有额设兵马足防虏患，乃地方文武官员偷安忘警，平时通不操练，军多占役，马多亏损。及至虏寇躏入，百无一备，以致杀掠人畜、失蹈城池，深为可恨。”

显然，国库空荡荡。银子没少发，士卒却没得到几分。除了少数将领及其部伍，其余的战力大多指望不上，督师高官也因此而都害怕面对东金。

王战很清楚，无论怎么说，现在关键的就是钱粮。本来自己练新军就钱粮压力巨大，若是再满足了袁崇焕辽西筑城的要求，后续自己对于新军的计划必然被钱粮空乏所压垮。压垮之后，关外再有围城打援的战事指望谁？整个大曌指望谁？

正好有王之臣和阎鸣泰这两个胆小鬼的奏疏可以顺势借用，比自己一个人主张多少能省些力气。

至于什么补给困难、援军难至、易成孤城这等理由，王战倒是真没当回事。不能战、不敢战，哪里不是孤城？即使身处四通八达的大平原，人家照样把你围成孤城，你能怎么样？哪只军队敢去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