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的事迹大臣们自然知道，但越是知道就越是辩解不出什么。

徐阶在严嵩倒台之后成为首辅，在任七年。严嵩这个有名的大奸臣被清算时，名下的土地只有约四万亩，而海瑞奉命查办徐阶时，徐阶名下的土地竟然高达二十四万亩。

徐阶的父亲只是个区区八品县丞，可以想见，这里面绝大部分土地不会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他自然也根本没有真金白银买这么多土地，那这么庞大数额的土地是哪里来的？

参考张居正曾经为自己进行的辩解就可以知道，这是徐阶利用优免特权和手中权势接受了他人土地“诡寄投献”。

只要徐阶和耕地的真正主人说好，利用自己免赋税免徭役的特权让这块耕地及其主人免去朝廷的田赋和徭役，耕地的真正主人就会主动把土地田籍和自己的户籍挂到徐阶的名下，田成为徐家的田，自己成为徐阶的佃户，每年只向徐阶交租子，不再向朝廷缴纳一粒米，也不再服朝廷的徭役。这便是“诡寄投献”。

主动将自己的耕地献给享有免赋免徭特权的人，是为“投献”，将户籍和田籍都挂到特权之人名下，是为“诡寄”。

这种免赋免徭的特权，在大曌被称为“优免”。

当然，在国家律法层面，这种“优免”不是无限的。只是到了皇朝中后期，这种特权被官员们无限度的扩大了，因为他们自身、他们的族人亲朋都因此而得益，可以凭此无限度的兼并土地。

所以，事实上，只要有优免特权在身，根本不用徐阶去找别人，会有无数农民主动找上来、主动献上土地做他家的佃户。

本是自由身的农民成为佃户之后，交给徐阶的租子要远多于给朝廷的。比如朝廷规定的正规田赋只要三升三合，也就是一石的三十分之一，但是佃户交给徐阶这个主家则至少要达到收成的一半，收成一石便交给徐阶五斗，收成两石则要交给徐阶一石，这是民间通行的最低的分成比例。许多都是六成甚至七成的分成比例。

只收佃户五成田租的，绝对是士绅地主中的良心。

既然朝廷正规田赋那么低，那为何投献者会接受远高于朝廷税赋的地主的分成比例？便是因为朝廷正规田赋虽然很低，但加上私加滥派，尤其是沉重无比的徭役，许多老百姓实际交出去的可能要达到收成的八成、九成甚至入不敷出，日子极难过得下去。

对于小农来说，哪怕是交出五成甚至七成的收成，只要没有别的私加滥派，尤其是没有徭役，日子也还可以过得下去。

如此情形下，投献了便可以凭徐阶的名义避免其他的杂派加征和徭役，尤其是徭役，对活不下去的小农来说，利还是远远大于弊，这就是诡寄投献盛行之因。

徐阶也是因此才可以完全的无本万利、损公肥私——只凭身上的特权，不花一文钱就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大半出产。

那大曌的杂派加征究竟有多残酷？以漕粮最为典型。

漕粮要加征运输与储存中的耗损，要加征多少呢？近乎翻倍。从江南向北方运漕粮，官运，一石加征七斗，民运，一石加征八斗。

为什么会加征这么多？因为所有的官吏士绅异口同声，说损耗就有这么多，不加征这么多，漕粮到了京城必定不足数，负责漕运的官吏或商人就要自己掏腰包赔钱。

如此加征，老百姓怎么负担得起？

负担不起怎么办？找特权人家“投献”。

金殿上的大臣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他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与严嵩和徐阶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家族中的田产和富贵都与徐阶的来源一样，只是多少的区别而已。

越是知道，此时就越是难言。

在皇帝的目光下，魏应嘉也只能低头不语，就像被雷惊着了的鹌鹑一般。

王战也没指望得到大臣们的回答，在大臣们还在考虑徐阶田产的时候，又扔出了张居正：

“张居正也不是东西。他治国理政的成绩有目共睹，朕不会否认他的能力与功绩。若说徐阶是一代名臣，他张居正的治政能力就足称千古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