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宗宪、徐阶、李三才等百年来的朝廷重臣一直说到中兴能臣张居正，以朝堂的环境来说，王战的言辞用语已经堪称破口大骂，宛如市井泼汉。

王战确实是越说越生气，读史的时候就在生气。

至少从嘉靖年间开始，文官集团就不停的说宗室藩王让国家不堪重负。

但在王战看来，以文官为代表的士绅官商集团，和宗室藩王一样，同为大明国家肌体上的毒瘤，因为他们都享有种种优免特权，却都不承担责任义务，都不缴纳税赋，还不停地加剧着聚敛兼并。

而从财政角度看，文官集团其实是四十倍于藩王的毒瘤；如果再从政事的角度看，文官集团更是危害无限大的毒瘤，因为藩王只能坐困封地，对国政没有干预的能力，而这些文官却有治国理政的权力。

宗室不能出来当官做事，只能优免。官员除了优免，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最直接的就是赈灾粮和军饷；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对自己有利的规章，阻止对万民有利却对自己不利的政略。

掌握着巨大权力的毒瘤，能决定治国理政方向的毒瘤，能固化自身特权的毒瘤，才是最危险的毒瘤——这就是王战的看法。当今大曌两大害：读书人优免特权；藩王赐田。以文官为代表的读书人的优免特权尤其是天下大害。

优免特权之弊，权力越大的人身上体现得越明显。

据江陵县赋役黄册载，“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内阁首辅张居正凭借优免特权免除了六百四十余石田赋。

按洪武太祖所定的民田一亩地赋税三升三合五勺来计算，免税六百四十余石，意味着张居正仅仅在江陵县就拥有一万九千多亩地，若按一年两季来算，税赋翻倍，那田亩也有九千五百亩，无论如何都是在大量的偷逃赋税。张居正曾为此进行过辩解，说自己的地只需纳赋七十四石，其他的田地都是别人挂名的。

什么叫挂名？说穿了就是容许小民诡寄投献到张居正自己名下，投献的小民借以偷逃赋税，张居正则坐地收租。最终，万历十二年，张居正被抄家，清单上张居正名下良田达八百顷，也就是八万亩----此时一顷为一百亩。

若是把“优免”二字直接换成“特权”二字，其实质就一目了然。特权一旦出现，就必定被不停的扩大化，因为人心是无止境的。而特权一旦被权贵所享受，更是危害无边——总是企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扩大，总是企图永久固化、子子孙孙无穷尽焉。

特权与贪腐有些时候看上去不是一体，但其实是不分家的，因为其本质都是占便宜。

贪腐者必定是有一定权力的，否则也贪不着；而特权也最容易被有一定权力的人以某种名目提出来、推行开来，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占着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便宜，逼着大多数老百姓付出更多、承担更多。特权等于是贪着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血汗，只不过是隐蔽的贪——以优待、照顾的名义。

也是因为如此，王战今天才拿张居正这个胜过绝大多数大臣的千古能臣做例子。

无论是徐阶还是张居正，被朝廷清查之后，他们的事情已经是人尽皆知，此时殿上的大臣自然也知道。无论如何辩解，比如说政敌党同伐异、故意攻讦，事实却是无可辩驳——万亩良田难道是政敌硬塞给你的？

“祖制对自己有利，就大讲特讲；对自己不利，就刻意无视，这是读圣贤书的士子乡绅、朝堂诸公对祖制应有的态度吗？圣贤书读到哪里去了？”看着一次次沉默的诸大臣，王战接着发问。

“封建亦是祖制，且是上古圣王所创立。许多人说大周八百年国祚，便是因为封建诸王；暴秦不过二世，便是由于更改封建祖制而行郡县制。那这封建祖制要不要继续遵守，大曌要不要将这祖制发扬光大、多多的封建藩王？”

群臣形容除了尴尬还是尴尬：

藩王还能多多封建吗？诸王禄米早就让各地官府不堪重负、入不敷出，还有动辄万顷的王庄赐田。中州河南的田亩实在没有了，洛阳福王的赐田都赐到湖广了，开了国朝的先河，由此便可见国朝的田土已经是何等紧张，还怎么封建？若是多多封建，太祖子孙都不用每人万顷，只要每人百顷，大曌的土地立时便不够分的，把所有农家与士绅的土地都收上来也不够。

再者说，不说本朝田地够不够，就说大汉，汉初分封的藩王最后还不是造反？

这怎么答？

“咱们再说回‘优待读书人’。大曌律：进士徭役与赋税皆免。天下的士子乡绅，有几个考中了进士？他们凭什么不纳田赋？太祖优待读书人不假，然嘉靖二十四年朝廷明确优免则例，举人和秀才可免两丁和两石粮对应的杂役，里甲正役不能免。现在诸公谁能告诉朕，应该免多少亩的田赋？八十亩还是一万亩？十万亩也免嘛？这千亩万亩良田又是哪里来的？有没有接受诡寄投献、瞒田隐户？国朝对读书人的善意还不够吗？还要接受诡寄投献、掏空国库？就没想过如果大曌这座大厦塌了，覆巢之下再无完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