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元佐意图通过种种手段减少宗藩的增长、祿米的消耗，隆庆帝认同其理，奏折转至礼部，礼部认为兹事体大，转呈皇室诸藩王，结果“诸王反对，且格不行”。
皇帝认同其中的道理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这让他们的心情怎能不沉重。
奏疏中所言的“存留”其实就是大曌地方财政，也就是去除上缴京城户部之后剩下的税赋收入。地方存留的主要用途就是地方官吏的薪俸、农田水利、赈灾、附近军伍的军饷以及藩王的禄米等几个方向。而林润所提到的山西、河南已经入不敷出，单单给藩王的禄米就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存留”。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官吏当然不能喝西北风，也知道藩王饿不着——藩王还有赐田呢。于是各地对军饷和藩王的禄米便多有拖延、扣减，互相之间扯皮无尽，年年相积，连皇帝都没有办法，皇帝总不能说让地方官吏都不拿俸禄白干活。
诸多事实表明，如果不考虑文官士绅集团那些不纳赋的田亩，单单只考虑朝廷能收上来的税赋岁入，则诸宗室藩王确实对国家财政形成了最大地负担，早已让国朝多地入不敷出，几乎彻底挤占了其他国政的施展空间：军饷连年拖欠；农田水利年久失修；赈灾无力，一遇天灾、饿殍遍地。如果考虑文官士绅集团那些不纳赋的田亩对国家税赋收入的损害，则文官士绅集团对国家的财政蛀蚀排第一，但藩王仍然要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无论怎么说，藩王赐田对大曌造成的负担都很沉重，终究国土是不会自己变大的，实际上还变小了，整个山海关外都丢了，而赐给藩王的田土不是几千几万亩，而是每人几百万亩。。
在林润之后，嘉靖四十四年最终完成并实施的《宗藩条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戚元佐的建议，减少了亲王和郡王们的禄米定额，还限制了宗室婚配数额，多少延缓了宗室人口增长速度，延缓了禄米和赐田的增长速度。这个《宗藩条例》能够出台并实施，实际上已经清楚地说明，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认识到数量有限的土地无法供养无限增长的宗室人口：二十五年人口翻一番，禄米赐田就要差不多的跟着翻一番，哪来如此多的良田？
可即使有了《宗藩条例》，之后的几十年间，宗室人口依然剧增，如蜀王一系独占四川，土地最肥沃的都江堰地区十一个州县，七成耕地被蜀王所占，严嵩称其为天下首富；河南开封的周王占田五百余万亩，族中七十五人被封为次一等的郡王；襄阳的襄王，兖州的鲁王，武昌的楚王，大同的代王等共计二十八位藩王，这些皇亲宗室每个藩王几万顷，也就是几百万亩良田。这些田都是不交税的，不但不交，他们还要设立税关收税，将从来往行商处所得装入私囊，令天下百姓背上了沉重如山的负担。
就算对远事了解不多的年轻大臣，至少也知道万历对福王的封赐，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万历帝十分偏爱次子福王，想把福王立为太子，遭到群臣反对就干脆不立太子，天启的老爹泰昌帝便是因此才迟迟不能成为太子，每天过得战战兢兢。纠葛多年之后，既然最终还是不能让福王成为太子，万历帝便尽可能把爱子往后的日子安排的富足再富足，给了福王两万顷的庄田，把四川井盐专卖也给了福王。
两万顷是多少？大曌“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一顷是一百亩，两万顷便是两百万亩。一亩按二百四十步长、一步宽计算，大曌一步是五量地尺，相当于彼世一点六米，一亩只比彼世的公亩小一点，达到六百一十四平方米。两百万亩这样广阔的良田，只用来奉养福王一人。
而福王尤嫌不足，居然又要了每年一千三百份的淮盐盐引，然后欺行霸市，把洛阳当地原有的河东盐专卖给查封了，自己一家独大、牟取暴利。
河东盐专卖所得是做什么用的？是给边军提供粮饷的。
顺着福王想下去，万历帝还给另外三个更小的儿子桂王、惠王、瑞王每人各三万顷庄田。
不只福王、桂王等万历帝的儿子，万历皇帝对唯一的同胞弟弟潞王朱翊鏐也是十分恩宠，给了他四万顷庄田，一万五千份盐引。
以上这些还是名义上合法的，除此以外，还有越来越猖獗的土地“投献”。
想到此处，殿上群臣无人不是面色沉重，徐光启再也忍不住，手捧皇帝发下来的奏疏再度肃容开声：“微臣赞同圣上之议，宗藩祿米、赐田之事势不能缓，自食其力势在必行，否则朝廷危矣，百姓危矣。唯请圣上如都察院之设置、如对税监之监督一般，对出来做事之藩王子孙予以监督。”
徐光启早已经意识到对宗藩的封赐是无法持续的，今日刚刚又见识到了王战对税监的都察体系的设置，思路开阔了许多，因此对于王战的宗藩举措也有了一些信心、有了一些期待。
“臣附议。宗藩祿米、赐田本已沉重，诡寄投献更令朝廷所得日减，侵占民田则令百姓失去生计，心生憎恨。宗藩之事不解，国朝势难维持，唯有如对税监之监督一般，令其在都察之下自食其力，赐田之危乃解。”白须飘飘的袁可立赞同徐光启。
袁可立至今已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对万历朝的宗藩之事多有了解，读书做官之余，对嘉靖朝诸多奏疏亦有研讨，亦知宗藩之事迟早不可维持，今日亲见皇帝诸般革鼎举措，不免如徐光启一般，对皇帝寄以希望，因而出班。
“嗯......”
王战很欣慰，既欣慰于徐光启、袁可立的出班直陈，更欣慰于袁可立所陈述情况之全面。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点左膀右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