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因为天启的老爹泰昌帝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登基为帝，到九月初一为止，只在位了一个月，然后就驾崩了。驾崩之后天启继位，第二年就只能是天启元年，可泰昌毕竟也是皇帝，所以就把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称为泰昌元年。
熊廷弼自述曾说，泰昌元年的这次弹劾，冯三元弹劾自己是为了让东林党巨擘李三才上位，当然这并无实证，更偏于心证。不过这心证，似乎也有一些东西可以作为旁证：在将熊廷弼判死罪之后，位列“东林三君”之一的东林大佬邹元标请皇帝给当初弹劾熊廷弼的冯三元等人复官——现在冯三元等人就在朝堂上。
天启二年四月十七日，左都御史邹元标、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向皇帝进呈判词，一千三四百字的判词中，将王化贞描绘得无能但一片痴心、赤胆忠心、想为皇帝做实事，而熊廷弼则被描绘成雄才大略但恃才自傲、罔顾皇恩、视封疆大事为斗气工具。
一个月之后，五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邹元标请开言路，并将之前因弹劾熊廷弼而在天启元年被罢黜的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郭巩、刘廷宣召回复用。
这些人回朝之后就开始主张熊廷弼必须死罪。
......
殿上的大臣们谁也不是傻子，王战也不是十六岁的天启。
王战既有彼世读史所得，又有此世记忆，还有刘若愚找出的那些奏疏资料来映照、佐证，而且心智成熟得多，这些天将前后梳理下来，有很多几乎是确定的疑惑与推测。
而这些大臣都是此世的读书种子，都是官场里打滚出来的人精，尤其是这几年能在朝堂上存活下来的，没一个不是人精中的人精。现在，皇帝一朝点破，他们按照皇帝的思路回想，越想越觉得不对，他们的眼睛越来越亮，包括新到的李邦华等人。只不过，阉党越来越兴奋，兴奋到都要发抖，而李邦华等人却直感身躯越来越僵硬。但最僵硬的还不是李邦华这样的东林，而是冯三元等人。
王战的疑惑与推测现在也出现在了他们所有人的心里：
熊廷弼被判死罪，难道就能证明天启元年之前熊廷弼稳定辽东所做的那些事是错的、就能抹杀熊廷弼在辽阳、沈阳、抚顺的功绩、就能证明冯三元之前的弹劾都是对的？显然不能——袁应泰和熊廷弼的对比、辽东有熊廷弼和没熊廷弼的结果在那摆着，冯三元弹劾的八无谋明显是胡说八道。
而七十二岁的老臣邹元标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邹元标就是这么干了，判了熊廷弼死罪，判词中把熊廷弼说得比王化贞更可恨也更该死，然后把最开始攻击熊廷弼八无谋的冯三元等人找了回来，是何居心呢
而东林党人之中最刚烈的杨涟，在泰昌元年这次弹劾事件中也明确表了几次态，皇帝竖起的目录上面就有，“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戊子，兵科左给事中杨涟上奏”......“九月二十四，戊戌，”......
有那博闻强记的大臣已经能想起个大概。
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戊子，兵科左给事中杨涟上奏：“边警日闻，人言屡至，既不能以全副精神誓清丑虏，即当缴还尚方，席藁待罪，不宜效近日顽钝行径......择一得当之人宁议而后用......”，意思是熊廷弼既然不能全心全意抗击东奴，那就该把尚方宝剑交回来请罪，朝廷应该再寻一个能胜任辽东经略的人选。
奏疏貌似中允，实则还没经过调查就在话语中确定了熊廷弼有“罪过”，在朝堂中议论一番，就要把这边关大员调回、换人。
戊戌日，九月二十四，杨涟又上奏，“夫经臣熊廷弼受国恩厚，人言难谢，边警叠至，挫虏无能......举朝公论......且辽沈之罪，经略任之；中枢之罪，本兵任之......”。虽口口声声公论，实则还是没经过任何实地调查就已经在言语中确定熊廷弼“无能，有罪”——“辽东的罪责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朝廷的罪责在兵部尚书黄嘉善”。
边疆国战，没有任何具体调查、具体分析，就在言语间再一次给边疆大员定了罪。
这中间，吏部尚书周嘉谟曾主持九卿六部廷议，承认熊廷弼不畏艰险挽救危局，弹劾的罪责未经调查也没有实据，但同时提出主张：熊廷弼既然自己说身体不好，那就换人吧——利用熊廷弼说身体不好的气话，顺水推舟的罢免熊廷弼，同时立刻会推张鹤鸣为兵部侍郎，催其立刻到任。
周嘉谟，东林点将录，天剑星立地太岁，不是与邹元标一样的无可争议的东林党？东林无党？他向泰昌帝进言之后，东林大批返回朝堂。
回想到此处，目光明亮的阉党诸人简直要兴奋的发抖。
阉党愈发明亮的目光中，王战也在再一次的思索，但依旧无从确凿无疑地确定杨涟的心思，当然，也不存在太大的疑惑。
在王战看来，在华夏几千年历史中都可以称为刚烈的杨涟，不贪财、不怕死、不怕痛不欲生活受罪的杨涟，在忧国忧民的士道风骨中绝对堪称铁骨的杨涟，对于此事，对于非东林的熊廷弼，没能保持公允。若杨涟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公允的，那只能说明他在历史上的风骨远远大于能力。
大曌现世如此，彼世《熹宗实录》等史籍对此亦有记载。王在晋写的《三朝辽事实录》载：杨涟说“非议熊廷弼的人抹杀不了他的功劳，同情熊廷弼的人也掩盖不了他的罪过”。可见，还是没什么调查就在言语中、无形中把熊廷弼的“罪过”给定了。
而若杨涟这样的铁骨之人都不能保持公允，东林其余之人更不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