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殿外，正是日头最烈的时候，虽然近于垂直的日光已经照不进大殿的菱花窗，但汉白玉须弥座却已经被烘烤得能摊鸡蛋，在烈日下白得刺眼。滚滚热浪升腾，远远望去，须弥座上的大殿似乎在抖动一般，如处幻境。

如此燥热之时，热浪包围的大殿内却一片静默。

对于皇帝的担保质问，群臣当然无人能够接得下来。严嵩和张居正可以说是处于大曌名臣的两端，严嵩之名，在于佞，在于佞还能久立朝堂；张居正之名，在于能，用眼前皇帝的话说更是‘中兴能臣’，可谓极高的赞誉。

可就是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也没有达到大曌律法要求的清廉，与圣贤德行更是相去甚远，这怎么担保？

“其实这法，未必就是法家独有，诸位爱卿不必一说到严刑峻法就心惊肉跳。朕以为，治国以礼，其仁自兴，若无礼之约束引导，则仁便无法实现。圣人所以倡导礼义廉耻，就是为了实现仁，礼义廉耻便是为仁而生发；法，其实就是最严格的礼，是不但能约束引导、更能警恶惩恶的礼。”

“正是这更严格、严格到成为了律法的礼，才能让礼崩乐坏的局面不再重现于世间，才能让国朝免于兴衰治乱的循环，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免于欺压、免于穷困、免于战乱，得以真正享受到‘仁’。若无严刑峻法，则吏治败坏，吏治败坏则百姓受欺、民心怨恨，民心怨恨则国朝陷于战乱，百姓至此则贫困死难加身，如此，何谈仁者爱人？不能令百姓安乐，仁爱之声再高，岂非欺人虚言？”

在一把烧心的猛火之后，王战适时的抛洒一片清凉，再次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法，其实就是最严格的礼。

“朕于四书五经不十分精熟，说的未必都对，不过想必还是可以给诸位爱卿提供借鉴，算是抛砖引玉。”王战语气谦和的接着总结：

“根本来说，朕主张以人为本，一切公开。律法公开，朝政公开，富民富国，强民强国，富国强兵。在朕这里，儒与法并不矛盾，儒家仁德与严刑峻法实为相得益彰：仁为育民之本，法为律官之本，欲让百姓得仁，必令峻法律官。儒家之礼，本为护仁之法。”

一瞬间，殿上更形安静，所有人都愣了。皇帝所言，是他们从未想到过的方向。一朝听到，却是只觉十分有理，无从反驳，似乎连心里都开了一扇天窗，看到了一片新天地：原来我儒门的礼竟有这般真意么？！

人人陷入沉思。

王战见状也不再说话，照旧给群臣以消化的时间。

......

也许一瞬间，也许一炷香，不知静默了多久，静立在那里的黄道周脸色隐泛红光，气息隐隐急促，口唇微动，短须乱颤，猛然抬起头来，目现精光：“‘儒家之礼，本为护仁之法；法，其实就是更严格的礼’，圣上之见解令臣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圣上之强调严刑峻法实乃为民为仁，微臣感佩无已。”

他来京最晚，一直没说话，此时面目放光地抢步出班，打破了殿上的寂静，一丝不苟地抱笏叩首。继而又大声称赞道：“微臣不敢阿谀，圣上若真是于四书五经并不精熟，那只能说圣上是天性仁善，大义从心。”

“圣上确是天性仁善，大义从心。”听了黄道周的话，刘宗周大点其头，完全赞同黄道周的判断，群臣亦随之称颂如潮。

刘宗周、黄道周再次为皇帝的见解所震惊，群臣亦同样如此。

他们都不希望皇帝走向严刑峻法的方向，可是至此谁都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反驳皇帝了。

仍然想反驳的，谁也不敢向皇帝保证读圣贤书的官员从此不再贪渎，他们自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自己收没收常例，每年拨出的军队粮饷、赈灾粮有没有飘没、截留、分润，自己家子侄的田亩商铺有没有一文不纳，自己还不知道吗？除了海瑞、刘宗周这样的，有几个没做过那些事？

除了自身之顾虑，即使单以道理来说他们也难以反驳。他们既无法反驳皇帝从前至后的整个论断，也无法反驳皇帝最后总结性的论断。那是丝丝入扣的因果推演，那是为了让百姓能真正得享“仁”而付出的殚精竭虑，那正是一代代圣人门徒毕生的追求，正所谓求仁得仁，怎么反驳？

刘宗周、黄道周等部分官员已经不想反驳了：道理清晰的摆在那里，扪心自问，难道真的要为一己之私而反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