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最后给出的见解亦让所有人心里都舒服了许多：皇帝并非是法非儒，皇帝的法来自于“礼”，致力于维护的更是“仁”，皇帝的严刑峻法是为了保证老百姓能真正享受到“仁”。

“诸位爱卿快快请起，诸位爱卿能与朕志同道合，朕心甚慰。”看到群臣跪拜称颂，王战连忙温和的勉慰，让群臣起来。只是，他面上虽高兴，实则心里却并没有如群臣那般激动。

不是不高兴。

看到黄道周、刘宗周这二周的样子，王战当然高兴。只是王战也很清楚，明白道理的人很多，明白道理又能按照道理去做的人就很少了；能坚持按照道理去做的人就更少了；明白道理，能抛弃既得利益而站在道理一边的就只能是少之又少了，要不然怎么会需要严刑峻法？今日论辩之后，效果如何并不乐观。下面这些臣子，一定有许多人只是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并非真的赞同严刑峻法，毕竟，刑不上大夫对他们这些人可是很美好的。

而巨量的军饷、赈灾粮、工食银仍然会被贪渎、飘没、分润，揣入各级官吏的腰包，在强有力的、互相监督的都察体制成型之前，这种现象要得到极大程度的遏制是不可能的。今日之后，大曌文官集团仍然是那个超巨型的皇帝——超级臃肿、超级贪婪、超级无耻地维护自身特权既得利益的昏君。一切，还需时日。

群臣都起身之后，见无人再进谏，王战再次推进议程：“缉捕犯官以及各色作奸犯科之人，打击普通窃贼强盗，负责日常巡逻、维持日常市面治安，由新设立之巡捕司负责。各地亦设立地方巡捕司，京城的巡捕司可由部分五城兵马司改编而来，各地的由三班衙役改编，不足的从巡检司抽调，冠名中皆要有巡捕二字。被缉捕者若是笞、杖之轻微刑责，巡捕司可自行审断，其余徒、流、死之刑必须交由大理寺审判，并同时通知刑部监审官与南北都察院派驻在当地的监察御史。”

之前，大曌京城的治安由巡城御史、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共同负责，令出多门。抓捕人犯时，五城兵马司要听刑部和都察院巡城御史的指令，臭水沟排污清淤要听锦衣卫的指令，日常维持治安时五城兵马司居然还要听兵部指令。听上去威风的五城兵马司，实际上是个打杂的，而且是一个媳妇侍候好几个婆婆。

王战准备从中抽调人手的巡检司则相当于准军事部队，配备弓箭手，设于要隘，稽查走私，缉捕逃军、囚犯，负责对付一般衙役根本对付不了的山贼土匪，根本不管一般的治安与审判。

其实不只是这点治安的事情令出多门，大曌所有的政务都是互相牵制掣肘的。这是洪武大帝的安排，避免了任何一家独大的风险，极大地避免了形成藩镇、拥兵造反的风险。《太祖实录》有载：“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彼此颉颃，不敢相压”说的清楚明白。

但有一利就有一弊，如此安排，“彼此颉颃”，也让行政效率低下，诸事难成，更不要说什么创新。王战想要让大曌强盛，稳步前进，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必定被这阻力大到如同结成了网的一潭死水窒息，绝无第二个结果。

现在，王战的诸般改革安排震荡搅动了这潭死水。

梳理更定体制至此，大曌新的广义的司法体制成型，三法司转变为五法司：缉捕司，大理寺，刑部，南都察院，北都察院。

或者更确切地说，狭义上来说仍是三法司，但变成了巡捕司，大理寺，刑部，而都察院不再参与直接审理，转变职能为全面监督三法司。

于作奸犯科者，刑部不再负责抓捕，抓捕成了巡捕司的专责，大理寺则专责审断，刑部专责监督审断公平公正以及为百姓提起公诉。

除了南北都察院，在提供证据、审断罪、刑方面，三法司彼此亦可互相监督。当然，也有彼此勾结的可能。

南、北都察院成了监察所有且互相监察的两个机构，涵盖在大曌整个官府的上空，如同两颗一模一样的煌煌大日，照彻四方，亦彼此映照、炙烤。

而在狭义的三法司之外，还有了来自百姓的两项监督：百姓旁听，报馆采风使旁听并将庭审内容如实登报。若是强以名之，相对于“三法司”，便可称为王战所说的“二民督”。

巡捕司，大理寺，刑部，南都察院，北都察院，百姓旁听，报馆采风使旁听并登报。

不算暗中的锦衣卫和东厂，光天化日之下，官民七面镜子互相映照，保障着老百姓最后的依靠——审断公开，审断公平，审断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