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静下来半晌之后，李邦华还是皱着眉说道：“微臣虽痛恨此等见利忘义的奸商，然此等大案未经五......三法司审讯，未经南、北都察院监察，定下此等罪名，实为不妥，于圣上、于朝廷不利。民间皆知，厂卫最能屈打成招，此事如此处理不能服众。”

李邦华为人为官，向来是公义大过私利，何况他向来两袖清风，与晋商并无什么瓜葛。他既然极为赞赏皇帝设立的监察体制，自然就反对未审而定罪，只不过言语之间还不是很习惯三法司变成五法司、而都察院又不再参与审案、只监督审案的人。

听了李邦华的话，王战不但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心中有些小得意：朕选人选得很合适呀。

此时的李邦华还没有彼世整顿京营之后的重挫，没有被官绅大网所捆缚窒息，所以仍然是意气风发的，保持着毫不圆融的刚直姿态，说话远不如大多数文官婉转，极易得罪人。他与袁可立执掌南、北都察院可谓是末世浊流中的两块礁石，任你天风海雨，我自岿然不动。

袁可立和几位阁老倒是没什么，但此时他这番话落到殿上值守的太监和锦衣卫的耳中，其实是很不中听的。好在现在殿上这些太监和锦衣卫已经都是新军中人，有了明朗的前途，经过了王战的思想改造，以天子门生自居，倒不至于记恨在心。

“朕当然知道不妥。不过，朕亲自定下的法度，岂能不遵守？所以朕并没有定罪，朕让厂卫将所有的人员押回来，一切证据移交三法司，待三法司在南、北都察院和六科的监督之下进行审讯之后才可定论。那些账房掌柜的供词也不是屈打成招得来，是朕教了他们一个审讯的小技巧罢了。”王战郑重地说道，“不过，如果一切属实，那可不仅仅是国蠹，那是卖国贼、是汉奸。”

听到皇帝说没有屈打成招，心中对于如何取得这么多、这么详细的口供虽还有些疑惑，李邦华的脸色却还是好了许多。

王战确实教给东厂和锦衣卫一个技巧，只有一个：分开审讯。以厂卫的经验对此自然是举一反三，领会深刻，或者他们原本就精通此道，只不过王战不知道罢了。

锦衣卫和东厂太监把每一个人都分开，单独审讯时言语间略加敲打，只这一个技巧就让那些账房掌柜、平时极为可靠的家生子伙计、甚至稍微远一些的旁支子弟异常主动，生怕自己说的少了，生怕自己没说的被别人说了。各人的证词被厂卫充分利用，用彼此的证词敲打彼此，所得证词越来越多，如同滚雪球一般。所以王战没说假话，那些按着手印的证词确实绝大多数不是屈打成招得来的，而是在精神压力下、在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理下吐出来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身踞要职的，比如某些账房，死忠死硬，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当然少不得厂卫的拿手酷刑，只不过这样死硬的终究是极少数。

王战之所以让厂卫这样审讯，也是因为本身不喜欢屈打成招。王战想得很明白，在这个没有高科技手段的时代，有时难免刑讯，尤其是涉及凶杀盗抢、国家安危、前线军机的时候，涉及的人很少甚至只有一个，自然没有人证，如果物证也没发现，偏又涉及国家安危，有嫌疑，这时候不刑讯是不行的，那绝对是因小失大。王战自然不会如此迂腐，不过终究还是希望刑讯越少越好。

事实上，对于那些死硬的人，许显纯的刑讯此次居功至伟。

田尔耕、许显纯能混到如此位置，当然不是只会溜须拍马之人。他们很清楚，皇帝既然说出了三千万两，既然皇帝说的那些名字都真实存在，那如果拿不回去三千万两，抓不出十个八个大户，恐怕缺的银子就要拿厂卫的人头、或者说自己的人头去补——只凭皇帝的新政、施行新政的那些绵密的措施、还有皇帝的新军，他们就清清楚楚，今时不同往日了。

反过来，皇帝金口玉言明确许诺，此次事成，拿出一成的脏产进行赏赐。可谓是美味厚赏与夺命毒药都摆在桌面上，只看你选哪一个。

于是，对于那些死硬的人，许显纯亲自动手——结果很自然，除了当年的杨涟和左光斗那样的人，没人能挺得住。

而在整个行动的保密方面，除了皇帝的警告，除了九千岁的警告，田尔耕、许显纯也对手下办案的锦衣卫施以了极大的威压——直截了当、累及满门的死亡威胁。

不只是田尔耕、许显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魏忠贤的兄长魏钊，虽然草包一些，但他们既得了魏忠贤的警示，平素也比较信服田、许二人的狡计，所以他们也是一同施压，令得此次行动前所未有的密不透风。

结果就是成果喜人。

“汉奸？圣上此称呼一针见血，足见英明，然圣上为何不事先告知臣等，也免得天下议论纷纷。”李邦华语态仍然是臣子的礼仪，但不解中仍然隐隐透着些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不满。

袁可立等人也等待着皇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