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阁老们虽不是必须，却也自动自觉、积极主动地来学院听课，在家里也都在抓紧看皇帝的著述。

除了这幅楹联，在华夏民政学院和华夏陆军学院，都有“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亡战必危”、“斗争中求太平则太平存，妥协中求太平则太平亡”这样的楹联刻于学院中醒目之处。

初时有些文臣不解，为何将这样的楹联刻于民政学院，还是孙承宗说“阴阳并作，文武并重，圣上之道，一以贯之”之后，群臣才熄了争议。

文臣们也都知道，在民政学院讲课的时候，皇帝将囊括了四书五经的君子六艺称为国学，并明确称之为华夏道统，但皇帝的很多见解已经完全突破了朱熹的框框，对国学进行崭新的解读，就如朝堂上说的那些。如果用许多新任御史的话来说就是“更近民生，更显昂扬”。王战崭新的国学已经赢得了许多士子的支持。

对于那些反对的士子，支持者无论是在酒楼还是在街头，往往直接拿出皇帝的话来反驳，到处可见论辩：

“圣上立儒家学问为道统、为国学，可见是圣人门徒。”

“圣上自然是圣人门徒，看报纸之上，圣上在朝堂所言、所定之策，皆十分体恤民间疾苦，真正是仁者爱人。可这重新解读四书，以圣上之学问，恐怕力有未逮。强加解读，恐......”

“我看重新解读并无不可。虽传闻圣上学问......呃，一般，但圣上所言所行皆极重穷苦百姓，就如兄台所说，可谓仁者爱人，完全合乎圣贤真意。圣上也说，在我大曌现在这些科举文官治下，大曌屡战屡败，大曌之前，历朝历代也都是不出三四百年就被推翻，而孔圣人可是能驾战车、开强弓的，后辈学子却罕有能如此的，可见不是儒家学问不好，是不肖子孙解读偏了，令后世学子难成真君子儒，多为小人儒，这才令我堂堂华夏屡屡受粗鄙蛮夷欺辱。所以读书人最常读的四书应该重新解读，且必须符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真意，六艺必须并进，读四书不能脱离六艺的整体真意去读，君子至少要文武双全。我觉得圣上此言一语中的，这四书真是需要重新解读，否则真是暮气沉沉，完全背离了群经之首自强不息的真意。”

“看看我等自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能跨战马、开强弓，除了临危一死报君王，哪有半点自强不息的样子？哪有半点像孔圣人？”

......

这些论辩对答，百官自然是多有耳闻目睹，虽也对此议论纷纷，但总体上还是极高兴的：毕竟无论皇帝如何新解，确立为道统的还是儒门学问，还明确设立了国学系，而且对皇帝这新解，刘宗周、黄道周等多有参与，其余大臣也可置喙，可谓群儒争鸣。另外，本身士林之中就有很多人并不完全赞同朱熹的注释，对于皇帝所说的“朱熹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任何对四书五经的解读，都是后辈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已，否则，前辈诸圣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由朱熹来指定？何其可笑。”这些人都是深表赞同。至于这是否违反了祖制，大部分臣子已经不是很在乎了——皇帝有理有据的突破祖制又不是一回了。

在习惯了皇帝的突破之后，面对皇帝崭新却并不全面的解读，反而有许多人在心里隐隐滋生了一个野望：若是这崭新且昂扬的国学将来想通行天下，必定还需进行一番详细的解读，而若是这里面有自己的见解，那自己便如同石渠、白虎之议中的群贤一样，千古留名！

这念头一滋生便不可遏制，如同雨后疯长的野草。所以此时许多大臣已经不反对重新解读四书、确立国学，反而是充满了盼望，每天散朝之后回到家里便开始研读四书，研读时还时时回想皇帝的那些见解，以之映照，期望自己也能做出某种崭新昂扬的解读，传播于世间，流传于后世。

不过今天，坤宁宫的迹象、数不清的论辩以及所有类似的这一切都被他们暂且放在了一边：居然给黑面短衫的粗坯授勋为“匠士”——位同官身且有俸禄的“士”，令他们抛开了一切，只剩下了十年寒窗的科举出身者的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