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叶最来劲，“说，说，快说。”

“一千名女职工，”仲新给出谜面，“打一个厂名。”

大家七嘴八舌猜谜底，仲新一概摇头，“不是，”“不是”……。连说了几个“不是”之后，仲新握着自己的玻璃杯到外屋去倒水，留下一屋子的娘们乱猜，猜了许多答案，又像，又不妥帖。仲新慢悠悠再进来的时候，沈叶急不可耐地催他，“到底是么？你快说，俺们猜不到。”

仲新七平八稳地坐回座位，衿持地抿抿嘴，济南话小声揭开谜底，“铅笔厂。”

大家愣了一下，随即“哄”地笑开了。

沈叶老师边笑边骂他：“拔腚！”济南话，滚开。

之前在验配组，谈话中偶有很隐喻的稍稍涉黄，总有人马上笑着岔开，“人家小陈在旁边，你可得注意着点”，大家则略过这一篇，进入下一话题。仅有一次中午，车间来热饭的仇老师系了根腰带，是临时在车间找的一根棉绳，绳子两头一头一个小疙瘩球，系在腰中间。庞大姐一见，伸出手，一拍那两球球，嗔怪，“两个蛋蛋当啷着，像什么样子？”仇老师立刻哈哈哈放声大笑，章莉黎蓉香和王平跟着吃吃地笑，庞大姐两只嫩手猛地盖到嘴上，马上扭转身子看向陈吉，一双丹凤大眼眯成一条缝。陈吉低着头，咬住下唇控制住了将要发出的笑声。

陈吉在实验室第一次领教这么公开地说黄段子，这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场面，真让她感到难为情，只能将头低得不能再低，深埋到桌面上，拼命憋住笑，真的，不打半点诳语，憋出内伤了。她只好低头猛打算盘，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得尽量让算珠碰撞的声音小点儿，不能影响他们的拉呱兴致。

没有办法，这样的生存环境，逼着陈吉不得不练出一项过硬的传统计算本领。

实验室和验配组没有电脑，数据计算和统计主要靠算盘，老组员们打起来算盘来比计算器计算还快。在验配组，庞大姐不让陈吉学算盘，“学那个玩意儿没有用，将来你肯定用不着，人家外面都用上电脑了，你一个大学生还打什么算盘？有时间还不如织个毛衣自己穿穿呢，马上冬天了，穿着暖暖和和。”

让陈吉把毛衣和针藏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把毛线袋子放在脚边，偷偷地打毛衣，那是万万不能的。空闲很多，坐下来，陈吉顺手把算盘和一撂报表拿过来，一阵噼里啪啦，过不多久，虽没学会打乘除法，简单的加减打起来，算珠在手指下飞快的灵动，倒有些“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很享受老祖宗老工件的魅力。

笑过之后，胡留丽说，“仲新，你那几只股票怎么样了？”她最爱的是炒股。

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股票，仲新的最少，他说，“我都懒得看了，看不看都是那个熊样。”

“可不能说熊样，要说牛样。”胡留丽说。

“我炒着玩玩，一次买个三百二百股，挣也挣不着，赔也赔不多。”仲新说，“不像你，你是大户，投的多。”

“多么？我一共三万拉块钱。” 胡留丽说，“俺们这些散户，庄家吃肉，咱指望跟着喝点汤不行吗？”

“那你多投点啊，人家吃肉，你也吃肉。”朱云英说。

“我是想多投啊，没钱！三万块钱，还咬咬牙呢，家底都倒出来了，俺家存这点钱多么的不容易，你知道吗？”胡留丽很少织毛衣，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研究各种走势上。她戴上老花镜，摸出包里的小笔记本，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股票名称和数字，捏着铅笔，仔细研究，即使上面来人她也不用慌张，不怕人家不以为她在工作和学习呢。

何况，谁不知道谁啊，她名声在外，技术科几个老点的女老师，经常过来与她交流信息，切磋技艺。她们说，萧科长，技术员于贵章，都炒。

七混八混到四点来钟，一个个开始为下班做准备。一早一晚，班车与车间大门之间的厂内道路，是女工们比美和展示美的舞台。验配组的姐姐们不化妆，只梳头、洗脸、搽护肤品，脱下工装穿上自己的时装，美美地走出去。实验室的女老师们多一道工序，提前一小时就得开始，梳洗打扮，扑粉描眉打眼影腮红抹唇膏。

所有这些场面，让陈吉感觉严重人浮于事。

车间里已经动真格的在裁员，大裁员。

陈吉七月份来报到时，国棉总厂共有九千多在职员工，除了占据在凤凰山路两侧的四个家属区和众多单身宿舍，还有分散的家属区遍布济南市市中和东西南北，早中晚各有二十几辆衔接式双截车厢的大班车从大门口出发，将塞得满车的职工输送至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或从大街小巷拉回厂区。

陈吉到实验室没几天就是国庆节，过完一个假期回来，厂里只剩下两千来人，大班车只剩下三四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