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抱着儿子失声痛哭，哭了一会，抬起儿子的头，仔细端详，见他们的小脸冻得通红，又上上下下看了一下，拉起手，儿子的手上都是已经溃烂的冻疮和裂开的血口子。

姥姥心疼地叫一声：“我无父的儿啊！”就抱着两个儿子又痛哭起来。

我母亲跑到跟前，摸了摸弟弟们的脸，拉起弟弟们的手看了看，抚着母亲和弟弟们的背默默流泪，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打柴队上的人过来劝道：“不哭了，不哭了，人好好的回来了就好了，再不要哭了，赶紧回家卸柴火去，半天没吃饭了，赶紧叫吃饭去。”

我母亲擦干眼泪，也赶忙劝慰母亲说：“就是，妈，咱不哭了，大弟和二弟都好着呢，现在还没吃饭呢，我们赶紧回家，让他们先吃饭。”

姥姥这才止住哭声说：“好，好，回家，回家。”

一家人谢过了队上的人，拉起柴车，簇拥着大舅和二舅往家走。

姥姥边走，边不停的摸着儿子的头，一边不停地抹着眼泪，一边笑着说：“我儿长大了，我儿长大了，柴都能给我打回来了。”

大舅和二舅由于年纪小，个子矮，虽然在大家都帮了不少忙，也只打来了半车柴，但姥姥已经非常知足，非常自豪了，儿子的成长，也让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贫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两种心理趋向：一种是极度自卑，把自己封闭起来；一种是极度自强，在诸多方面有强烈的表现与征服欲望。我母亲属于后者，在我姥爷去世后，生存与奋斗成为我母亲人生的关键词，她敏感而好胜心强，想方设法改变家庭状况。

我母亲跟我说，那是她们家最艰难的一年，是她一生中最苦的一年，也是她掌握农业生产所有技能的一年。就在这样苦难的日子里，她逐渐成长起来了，她变得成熟能干沉稳，姥姥什么事都跟她商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渐渐的家里的好多事都由她做主。

那年虽然他们家只有孤儿寡母，但他们的收成并不比别人家的差，甚至比好多的家的好，村上的人都看到，我母亲虽然是个尚未成年的姑娘，但她干起活来丝毫不逊于成年男子，样样农活她都是一学就会，她在村上也一直是青年们的领导者，一直享有话语权。姥爷去世了，我母亲自然而然地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的吃苦耐老，聪明能干在乡上也出了名，那年年底乡上评选青年劳动模范，她被评为“全乡青年劳动模范”。

第二年成立农业合作社，17岁的母亲被选举为第一副社长，也是乡上最年轻的社长，唯一的一个女社长。

也是在这一年，我母亲因政治觉悟高，斗争性强，爱憎分明，性格直爽，政治思想好，对党有较高的认识被乡上推荐入党。

就这样我母亲还不满18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村里唯一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