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主任抽空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得很严肃，你可是第一个敢打医生的医药代表，这事儿的影响很大，如果不严肃处理你，其他人也来效仿，还不得闹翻了天？”

“对不起，让您为难了，事儿是我惹的，后果我也会承担。您怎么处分我，我都会接受。”李越听说吴德良去找了门诊部主任告状，隐约感觉到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手段了，心里也放松了很多。但还是赶紧向牛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种事，也确实不能让公司领导担心。

“处分？啥处分？”牛新莲居然笑了，“还不至于，他让我处分我就处分，那我这儿成了啥了？

你先说说看，他扔你的名片、说了两句难听的，你至于生那么大的气么？这样的事在销售行业每天都会发生，都照你这样来，那还不得天天打架？”

“是、是，您说得对。不过我认为，他确实该打，因为名片上不光有我的名字，也有公司的名字，是脸面，不能被扔在地上，脸面被扔到地上踩，那怎么行？以后不光是我，咱们公司还怎么在一附院混？怎么在广州混？”这些话也是李越昨天晚上想好的。

“你说得对！”李越没想到，牛新莲居然会赞成自己的说法，“我们的业务员走出去，在任何一家医院都要抬起头来，昂首挺胸，从容自信，决不能畏畏缩缩，只会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简爱说过，‘在上帝面前两个人的灵魂是平等的’。不管做什么销售都一样，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不是求人的。

不能让对方看不起我们，他们拿了钱，帮我们卖药，本质上也就是我们的客户，虽然见不得光，但那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是我们行业的问题，更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

只有让自己先从认识上站起来，才能在行动上站起来。我们又不是卖假药的，有什么好怕的？虽然促销的手段是回扣，这种手段见不得人，但如果有正当的手段，谁还非得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有时候，我们越是低三下四的，人家越是看不起我们。

我认为你这次打了吴德良，是维护了公司的颜面，也是为公司扬威。我们是一家地方的小公司，但我们就是牛气，谁也别想小看我们，更别想踩我们一脚。

所以，你不应该受到处分。当然，打架毕竟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我也不能奖励你。而且还要顾及一下蒋主任的面子。

这样子吧，你这个周不去一附院就是了，别的医院照跑，一附院的事儿先不用管，也不会有啥问题，再说我也会抽空去看看。

蒋主任也不认识你，过段时间也许就把这事儿忘了，他一天到晚事情那么多，没人提，他肯定不会再主动过问。”

听了这番话，李越不由得对牛新莲肃然起敬，原来以为她是靠资历熬上来的，或者是凭关系干到这个职位的，现在看来，人家还是有真水平的，这觉悟，这姿态，跟部队里的政委差不多。

很多年以后，李越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这段路，才发现，医疗行业的回扣在一片喊打声中存在了30多年，几乎伴随了医疗改革的全过程，而医生与医药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老百姓对药价虚高和看病贵的大部分怒火。

可是，回扣仅仅是药品销售行业独有的么？其它行业有没有？即便是在医疗产业，不仅仅是药品，还有医疗设备、耗材，以及后勤系统的基建、废物处理、餐饮服务等等，都是有回扣的。

为什么要医生和医药代表来承担这些怒火？普遍存在的回扣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根治的办法？

无论作为临床医生、还是作为药品销售人员，他们认识的角度和高度都是有局限性的，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政策走向和行业变化。

资质审批、批号审批，以及价格的制定等所出现的问题也不是药品行业所独有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立法和多部门协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再后来，采用了招标采购的方式，也仍然没有禁止回扣的存在，反而出现了越是招标价格越高的怪现象。直到20多年后集中带量采购谈判的出现，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变。

但当李越在一个视频平台看到两次谈判的过程时候，禁不住十分疑惑：带量采购本质上也是一种商业谈判，谈判的过程按理应该是私密的，不应对外公开，最后也只需要公开结果就行了，为什么要用类似直播的形式进行报道？

更离奇的是，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两群人，都是知道底价的，这也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有必要在媒体面前，给老百姓演这么一出苦情戏、显示谈判多么艰难吗？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集中带量采购仅仅实行了4年之后，国家医保局集采中心专家组的组长就被带走接受调查了。

说到底，这些人和他们这样的作风、做法，才是最应该改掉的东西，也才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最根本的原因。

牛总也很忙，她还要跟几个业绩突出的地区负责人分别沟通一下，除了帮他们解决困难、提供支持，还要跟吃吃饭、打打牌，联络一下感情，鼓励一下。

于是，李越就干脆自己坐车回去了，他也没有再去找房伟，他不想主动让人知道他和房伟的关系。

他打算下周另找个时间和理由再来一趟，趁大家都不忙的时候跟财务和后勤熟络一下。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发货、费用报销、结算，还是公司有什么新的政策调整，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帮你，不是因为你是同事，而是因为你尊重他们，对他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