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爷爷就把自己带的一个玉米面饼子和几块腌萝卜都给了他，那人千恩万谢地一边吃一边走了。

后来那人遇到刘珍年的部队征兵，就干脆投军当了兵，因为认识几个字，还当了个连队的文书官，就是眼前这位。

军官说，要不是李越爷爷那天给他的那个饼子，自己就活不到今天，所以当了军官之后一直想着有一天回来报答一下救命之恩。

李越爷爷听了要也很惊奇，胶东的春天天亮得晚，自己上山的时候雾蒙蒙的，当时根本没看清那人长什么样，只觉得救人困顿是举手之劳，也没图他什么报答。没想到那人竟然记住了他的样貌和说话的声音，把他给认出来了。

军官不仅立刻释放了李越爷爷，而且还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要给他，爷爷坚持不要，但提了一个要求：把其他几个人一起放了，都是本乡本土的穷苦百姓，不是为了生计，谁会跑七、八十里地来冒这个险。军官爽快地答应了，还给每个人写了个路条，让后边的另一道关卡放行。

后来日本人来了，许世友将军带领八路军在牙山和昆嵛山建立了根据地打鬼子，李越的爷爷帮八路军买水泥修工事，被日本人发现，抓到了烟台的日军宪兵司令部，虽然查清楚他不是八路军，但后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被判了死刑。

八路军虽然很着急，但也没法去营救。家里人更着急，多方打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托人请了镇上红枪会的首领出面，先给宪兵队长打了电话，说水泥是自己要买来修宅子用的，又送了些钱，李越的爷爷才被放出来，但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不久以后就去世了。

李越没有见过爷爷，只是听父亲讲过他的故事。也在家里的柜子里找到过爷爷的账本，厚厚的一大本，绢纸线装的，每一页都有用毛笔写的账目，在红色竖线里用一种专门用来记账的字体写了一些应该是账目的东西，字体很飘逸，但一个字也看不懂。

听了李越的讲述，大家也跟着感慨了一番。东哥憨厚地冲他一笑：“这么说你还真有经商的红色革命家史昂。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连走路、说话的样子都像个儿科医生，不像个商人。”

学生宿舍的夜谈会往往还要归结到带点桃色的话题上，几个人又聊起了南楼里哪个女研究生比较漂亮，高矮胖瘦一顿评头论足，老曹便说起了上周末的舞会发生的一件趣事：因为舞会上历来都是男的少、女的多，而且男的往往都不主动。研究生会的一位女宣传委员就鼓动大家要积极参与，她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要老是坐着看哦，特别是男同学，要主动一点哦，男的动动，女的动动，很舒服的！”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接下来，东哥讲起了他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佛山有个搞建筑的老板，因为涉嫌犯罪被抓了，这本来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新奇的是警察在办案的过程中发现，这位老板居然有五个老婆，给他生了十二个孩子。在他被抓进了监狱之后，有三个老婆跟他划清了界限，但原配和最小的老婆还结伴去探望他。

大家忍不住又讨论了一阵，甚至还产生了争论：这位老板到底是一个渣男，还是一个真男人？结果大家争论了半天，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东哥笑着说，他们在科里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个女生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要是我，也会跟他的。”有一位实习护士甚至说：“要是他有一所大房子，还能开着奔驰来接我，60岁以下的都我可以接受。”

话题又回到了找工作上，几个已经工作过的人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大家都认为现在毕业找工作，没有贵人相助是不行的。有时候，还要有一笔不菲的入门费。

李越就给大家讲了自己参加工作那年，单位里发生的一件事：不能上厕所的会。

1991年的时候，大学毕业还是包分配的，当时有来自不同的医学院校的两位毕业生，分到了同一家单位，而且他们都是学临床的。但当时单位计划了两个岗位：一个是外科，一个是病理科。

那两个毕业生都找了关系，也都想去外科，谁也不想去病理科。领导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开个常委会讨论一下。

在那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领导让两个人分别介绍了上学时的成绩、参加过的社会实践、担任过的职务等基本情况，然后请大家讨论一下。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参加会议的常委接下来一个个都默不作声，要么抽烟、喝茶，要么就那么干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没有一个人发言表态。

过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其中一位毕业生大概是来之前水喝多了、憋不住，起身出去上了个厕所。等他回来后被通知：会议通过举手投票的形式决定，他去病理科，另一位同学去了外科。

他一下子就懵了，问为什么，他的那个学校是部属重点院校，对方是省属普通学校。

主持会议的领导告诉他：这是常委们投票形成的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不需要做什么解释。两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在他上厕所的时候被决定了。

几个人听完又忍不住笑了一阵，周载平一边笑一边又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你刚才不是说两个人都找了关系么？怎么上趟厕所的时间就定了，他找的那位领导为什么不帮他说话呢？”

老曹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答道：“话肯定也是说了的，但说多少、怎么说，就不一样了。其实，到了这种关键时刻，关系往往也不管用了，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