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隋文帝杨坚，因平南事遂定湖南湘江之滨的衡山为南岳，更原衡山名为霍山，废霍山为名山。他沿着山脉，走到了湘江之滨的衡山脚下。

可视作，将南岳衡山位移到了湘江边，安徽境内原本的南岳衡山此后更名霍山，天柱山。

金、元、明、清诸代，均建都于北京，曲阳大茂山在京城之南，与北岳恒山名称不符。

明代，称山西浑源恒山为北岳。

清顺治年间，正式移祀北岳于浑源恒山。然后，河北原本的北岳恒山就更名大茂山。

此后，五岳沿用。

也就是今人常说的“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

定都于关中的帝王重视华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山之于咸阳、长安的门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潼关之险是建立在华山之险的基础上的。

华山前依潼关，东望黄河风凌渡，西守八百里秦川。古人称华山“险峻之外，兼带河渭，控制关山之险，守长安之形胜，扼中原之咽喉。关中之险可甲天下，如无华山之险，岂有是说（关中形胜甲天下）。”

唐朝建立后，大兴城易名为唐长安城，属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亦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是为隋开皇二年，长安“百王文继武功”。百王百官，文武开皇，大兴万年。

隋文帝以富国解民困，轻徭薄赋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

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下令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

输籍定样，又称“输籍法”，是隋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劳动人口，从而确保政府收入，并加强中央集权。

是为隋开皇五年，长安“输籍定等纳税”。百民百姓，输籍定样，四方上供，定等纳税。而隋朝至大业十四年，民力耗尽，遂烟尘滚滚，人喊马嘶。

这天下竟来了“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而玄奘兄弟出家人不打诳语，实不敢淌这浑水，掐指一算，蜀地远离。

遂于武德元年踏上西南蜀庙行的路程。可以说，玄奘并没有满足，也可以说是唐武德年间，皇帝李渊遣李孝恭平南，两京已经安定。重要的是，长安京对洛阳人士开放。

得到消息的玄奘他们便又于武德六年到七年间千里迢迢从蜀地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以下简称“波颇”)咨询佛法。

也许，那时玄奘就立志前往中印度的那烂陀寺。既然，中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波颇来华来了隋国寺大兴善寺，讲经说法，可视同中印度的遣唐使。那么，中国也将派僧人前往中印度的那烂陀寺。而唐玄奘有此悟性，遂进了长安僧团前往敦煌的“巡礼团”：

时年不到而立。是要一路西行，和他们西域各国来华的僧道“巡礼团”一同前往所在的西域诸国。而玄奘将前往中印度的那烂陀寺，也是高僧波颇相邀。

大兴善寺是隋唐时期的皇家寺院，是佛教八宗之一的密宗祖庭，时年帝都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位于长安城东靖善坊内(今西安市小寨兴善寺西街)。

因为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重修，其“大兴善寺”的“大兴”二字便是“大兴城”而来，为隋国寺，隋朝最是雄伟壮观的一座寺庙，香火盛极一时。

时年印度来的僧人，朝廷遂安排于此寺庙里翻译经文，可知其道场，气场。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大兴善寺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并谓此寺“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

是为隋国寺“大兴善”寺，为京城之最。

而寺庙富可敌国的说法，大概是源于皇家寺庙的宗教源头：

宗庙，是天子或诸侯祭祀祖先的场所，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的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

夏朝时称为“世室”，殷商时称为“重屋”，周称为“明堂”，秦汉时起称为“太庙”。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

人们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而在古代的战争里，一旦摧毁皇家宗庙，就覆宗绝嗣，视作一方战败。

太庙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配享太庙指的是大臣凭借生前的勋业，去世后得以祔祀于帝王宗庙，功臣配享是古代朝廷给予大臣的最高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