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广总督李逢节为完成旨意而倍感轻松的时候，在距离他东北方1700里外的福建巡抚衙门里，福建巡抚朱一冯正感到压力山大，紧锁着双眉，在巡抚大堂里走来走去。

十一月初九，福建巡抚朱一冯突然收到了从北京传来的一封圣旨。

这份旨意的内容非常简单，那就是命令李逢节在神武元年二月之前，从福建分别运送1万石番薯到北直隶沧州和山东济宁。并且各选派200名擅长种植番薯的农民随行，朝廷将会给这些人按照每人每月二两银子发放俸禄，让他们在大明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北方省份推广番薯的种植。

至于交接人员，圣旨上说番薯和种植人员运到两地之后，只需找设在当地的农政院官员即可。

这份旨意看似简单，其实办起来一点儿都不容易。

自万历二十一年，下南洋经商的福建商人陈振龙将番薯从菲律宾（彼时称为吕宋）带回福建，因为番薯极为高产，“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且耐干旱，不挑土地。因此很快在福建得到推广种植，也在灾年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

但是想要在两个月之内筹集到两万石番薯运到北方，还要募集400名擅长种植的农民，却并非易事。

主要原因是番薯的口感远不如大米，特别是食用多了之后会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大多是将其在坡地等下田中当做辅粮种植。

而现在又是冬天，农民窖藏的番薯也并不多。想要筹集够这两万石番薯，非待动员福建各县往福州运送不可。

圣旨上说，这次在北方大规模推广种番薯，是为了“以应灾年，尤其陕西干旱，民不聊生，且以之为百姓救命之粮”。要求朱一冯，“务必以百姓生计为念，实心办理，不得推诿延误。”

朱一冯自然知道朝廷此番作为乃是大大的善政。他本是南直隶泰兴人，自幼家境贫寒，遭逢荒年，常常家无余粮，对于饿肚子的滋味儿，朱一冯自幼便深有体会。

进士及第后，先是在京师翰林院任职，后来又外放到河南信阳做知州，深知百姓疾苦。

天启六年，全国各地的督抚都忙着为魏忠贤建生祠，每建一所生祠，少的花费几万两白银，多的甚至耗费几十万两。朱一冯做为福建巡抚坚决不建，是以福建全省没有一间魏忠贤的生祠。

朱一冯在北方待过很多年，知道现在那里还没有推广种植番薯，倘若此次能将番薯在北方各省推广成功，定然能够造福亿万生民。

朱一冯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差事办好。打定主意后便对幕僚说道：“去将福建左右布政使召来，本官有要事与他们商议。”

幕僚走后，朱一冯自语道：“我是到了福建才知道有番薯这般奇物，只是不知道远在京师，足不出京城的皇帝是如何知道的。肯定是哪位福建籍的大臣给陛下说的，此真乃治国之良才也！”

其实朱一冯不知道的这位“治国良才”，却并非哪位福建籍的在京官员，而是皇帝本人。

郭可阳怎会不知道红薯，也就是番薯，在满清时期对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意义。

陕西民变的消息传来时，他便想到了在北方推广种植番薯，但是郭可阳并不确定的知道番薯此时是否已经传入中国，更不知道在哪里有种植。

天启七年九月底徐光启进京后，郭可阳接见了他几次与其讨论数学问题。期间也讨论了一些农业问题，徐光启此时正在创作他那本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的《农政全书》。但是此时尚未定稿，更没有起书名。

在原本的历史上，《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版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