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见新皇帝忧心农事，便向新皇帝进献了他创作的大量相关书稿，其中就有关于番薯详尽介绍的《甘薯疏》。

郭可阳得知徐光启对于农业的研究之后大喜，立刻命翰林院选派人员派人帮他完善书稿，并出内帑做为其将来出版的经费。

由此郭可阳才详细的知道，原来红薯在万历中期便已传入中国，但是现在主要是在福建、广东一带种植，北方还没有。

于是便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农业部门，指导番薯在北方的推广并进行其他农业技术和农业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管理。

郭可阳将这个部门命名为农政院，长官为院卿，正三品，佐贰官为院丞，从三品。下辖部门及属吏若干，由农政院长官决定。

与内阁及吏部沟通后，他们对于农政院这个新衙门的成立并无异议，但是任命谁做长官却成了问题。

内阁推荐的大都是些行政官僚，新任吏部尚书王永光推荐的是一个叫做王象晋的。

郭可阳原本属意让徐光启担任农政院卿，但是徐光启推辞说自己现在全力编撰《算数》《几何》，这两本书是皇帝将来要用于科举考试的，关系重大，难以分出精力。

最后郭可阳征求徐光启对农政院院卿人选的意见，徐光启强烈推荐王象晋担任。因为王象晋在天启元年，写成《群芳谱》一书，该书是一本农学巨着，而王象晋对甘薯的种植技术也很精通，还创造了甘薯的压条繁殖法，由他来主持番薯在北方的推广再适合不过。

郭可阳当下便欣然同意，命令传旨吏部，定王象晋为农政院院卿，主持番薯在北方推广工作。

“徐先生可认识一个叫做宋应星的？朕听说此人也精于农学。”

郭可阳突然想到了这位曾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好像不但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农学家，《天工开物》里就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农业生产的内容。

徐光启想了半天，印象里也没有此人的名字，只得回道：“臣交际不广，并未听说过此人。”

“哦，好吧！那朕回头让吏部查查，看看有无此人的任职记录。”郭可阳不是历史专业，并不知道宋应星的籍贯，也更不知道《天工开物》的出版时间。

命令下给吏部后，吏部文选司一番好查，翻遍了全国官员名册也没找到一个叫做宋应星的。恰好文选司有个主事是江西南昌府人，听说过“奉新二宋”的名号，便让吏员在江西举人名册中查找，果然查到在江西南昌府奉新县有个举人叫做宋应星的，他还有个哥哥叫做宋应升也是同年江西举人。

原来宋应星于万历四十三年与哥哥宋应升参加乡试中举。奉新的考生中只有其兄弟二人中举，故称“奉新二宋”，一时传为佳话，在整个南昌府还是很有名气的。只不过后来宋应星便开始科场不顺，一直没有考中进士。

查得的结果报给皇帝处，郭可阳知道后不禁感叹科举四书五经的选材标准的确害人不浅，这样一个大科学家竟被埋没。更坚定了郭可阳以后改革科举的决心。

于是便下令征召宋应星到农政院任七品主事，他是举人出身，若是突然提到很高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举朝哗然”，只能慢慢培养了。

后来，郭可阳从高时明处才得知，吏部尚书王永光推荐的王象晋和其兄长王象乾都是东林党人，在魏忠贤弄权时被罢官。

“怪不得内阁推荐的人选里没有此人，看来党争阴影并未消散啊！”郭可阳知道后叹息道，“不过这个新任的吏部尚书王永光倒还是称职，这个中间派对东林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完，倒还是能做到知人善任的。”

郭可阳对于所谓党争的真实看法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只看工作成绩和办事结果，只要能把安排的差事做好就行，要是做不好本职工作管他什么阉党还是东林，都要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