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豪有带你去Oriental Bar参与过赌博吗？”

“赌博？没有啊。”我心一沉，隐约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我被捕于九八年三月十八日，而最高院在当年的五月九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相应修改。

我挪用公款的数额如果按照修改前的条款，属于数额巨大，而新规定则是属于较大，虽只一字之差，但在量刑上却有很大的差异。真不知道自己这是幸，还是不幸？

但是如果适用新法律条款，如果丁子豪将我挪用给他的钱用于经商，那便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的范畴。但如果他是拿去赌博，再推说我知道，则属于运用人和挪用人共谋，将挪用的公款用于非法活动，那我的罪责可就大了。

除了小文在闷头记录，张卫民和周晓阳都一瞬不瞬地盯着我，大概想从我的微表情变化中判断我刚说的是否是实话。

“你们所保险柜的钥匙，除了你，还有别的人有吗？”这问题切换得有些快，我只得将我的思路随着他的发问跳转。

“这个我不确定。”

在我去律师事务所工作以前，所里的账目都在司法局会计手里掌管，保险柜是在我接手所里的账本后购买的，是那种手动转码锁的老式保险柜，一共有两把钥匙，都在我手里。

我第一次接触保险柜，不会用，所以，开锁密码始终是购买时的原始密码。

每天下班前，我都会把所有的账本、印章、收据和支票之类的东西锁进去，包括黑账的。

之所以对张卫民说不确定，是因为我陪一个朋友去商场里选购保险柜时，恰巧见到了几台与我们所同款的，问过售货员才知道，那种保险柜都是配备三把钥匙。

当时我曾怀疑过，是否还有一把钥匙在李士蓉或者别的什么人手里。

所以，每次下班锁保险柜时，我都会在保险柜内外做出各种不同的记号。第二天上班，我留心看了下，并未发现有被人动过的迹象，几次三番后，我便放松了警惕。

我知道，张卫民不可能无缘无故问我这个问题，直觉告诉我，另一把钥匙一定是在李士蓉的手里，而她当初给我的那些封口费的存单，想来她早已看到了。

年龄是拥有智慧的代价，任凭前世的我比同龄人再聪明谨慎十倍，也不是年龄双倍于我的李士蓉的对手。

接下来的一些问题，都集中在李士蓉给我的封口费上，我拼力回忆，谨慎回答，因为我知道，这部分钱属于贪污的范畴。

一直到审讯完，张卫民才告诉我，丁子豪早在一个月前就释放了。见我没有任何吃惊的表情，他眼中快速地闪过一抹惋惜。

其实相比李士蓉的问题，我的要简单得多，只不过在案发前，为了掩盖我挪用公款的行为，我将账本修改得一塌糊涂，他们需要从我嘴里知道原始记录。

在提审室里整整待了一个下午，被雨水淋湿的衣服也被我的体温烤干。

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乌云压得很低，还不到五点，感觉天就已经黑了，真不知道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地上已经蓄满一汪汪的水坑。

回去的时候，周晓阳让小文替我打着伞，一直将我送到高墙下的大铁门处。

其实，这根本就没必要，因为从铁门到监室走廊还有一段不短的路，感觉周晓阳这次返岗，对我的态度较以前改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