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抗洪过后，学校开大会动员农村来城的干部回到农村去，这是国家为了减少城市压力采取的一项措施。韩钟生的邻居杨梅就是被重点动员的对象，三天两头有组织上的人找她谈话。而杨梅很有一套，她软硬不吃，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走。韩钟生和陈若晴也担心组织会动员他们返乡，两个人私底下商量了好几次，如果组织派人谈话应该怎么应对，如果非得让他们走又应该怎么办，等等。好在这场运动时间不长就过去了，杨梅没有走，也没有人来动员他们返乡。

后来韩钟生听说，他在石家庄某设计院工作的大学同学秦淮星在这场运动中没能顶住压力返回了老家，六五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恢复工作的调令到家的前一天，在干农活时被拖拉机压在了下面，丢了性命。韩钟生和陈若晴感到惋惜不已。

返乡运动刚结束，学校又召开“干部下放劳动”动员大会，要求干部下到一线锻炼。在分组学习时韩钟生和党支部委员、团支部委员还有几个老同志分在了一组。党支部书记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大道理，然后说：“我们这个组是思想觉悟最高的组，是最拥护党的组，应该给全校教职工作出表率，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在场的所有人都低头不语。支部书记也不再说话，只是时不时地用眼扫视一下韩钟生。韩钟生心知自己逃不过这一关，于是主动举手表示愿意下放劳动。这正合领导心意，支部书记冠冕堂皇地表扬和鼓励了几句，会议就算圆满结束了。回家后得知陈若晴也报了名。

这样两个人刚工作不到一年，就双双得到了下放锻炼的“好机会”。

陈若晴被下放到全校最脏最累的铸工车间做统计员。她每天挺着大肚子去上班，除了做统计工作还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非常辛苦。

韩钟生被安排到食堂做采购员。他每天拿着食堂管理员给的采购单，骑着一辆28自行车，奔波于学校周边各个菜市场、副食店和粮店之间，风雨无阻。自行车后衣架的左右两边各挂着一个大竹筐，每次采购回来都装得满满当当的。

采购回来后韩钟生也没有闲着，他主动给各位师傅帮忙，帮面点师傅蒸馒头，帮墩上的师傅备菜，给灶上的师傅打下手，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和面、改刀、翻炒的手法就都学到了一点，还在师傅们的指点下学会了如何挑选鸡鸭鱼肉，如何分辨蔬菜的产地和好坏。

在这些师傅中最让韩钟生佩服的是号称“第一勺”的车师傅，他不但做菜有绝活，而且活干得干净利索，炒完菜后锅碗盆勺、灶台地面全都干干净净的，他自己的一套刀具总是锃光瓦亮，就连炒菜时穿的衣服都很少见到污渍。韩钟生暗暗把车师傅当做了学习的榜样，慢慢地也养成了不堆活不攒活随干随收拾的好习惯。车师傅也很喜欢韩钟生，教给他不少炒菜的手艺。

对于韩钟生来说“下放劳动”这段时间还是很有收获的。与原先政教科的工作相比他更喜欢食堂的工作，每天跑跑颠颠忙忙活活的让他觉得很踏实。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做饭的本事突飞猛进，为日后成为家庭里的主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年近90的韩钟生仍是家里做饭最好吃的，所以逢年过节时还会在家人面前显露一下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