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当一部分朝臣来讲，土地兼并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无论皇帝怎么调查土地兼并，对他们而言也是不痛不痒。很简单，上到京师，下到州府的各级官员几乎没有不购置土地来扩充自己的家产。前朝也会分发各级职田，来作为官员们的俸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朝廷废田改俸，将禄米、银钱代替职田，作为文武百官的工资。这样一来，官员便没办法使用朝廷的土地；但是，通过各种手段，官员仍然在全国各地购置土地，增升地产。而那些权倾一方的藩王勋臣，自然有自己的土地。尽管藩王的土地，统归皇庄一体管辖，藩王们唯有领取禄米月俸，但难以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

除了勋贵官僚，各地的豪强地主也不例外。他们尽管少有特权，却依然凭借丰厚的财力将百姓的田地强行兼并过来，在灾年时候，美曰其名“以粮换田”，实际上以微不足道的米粮便可以换取百姓的百亩之田。朝廷多次下令禁止并田，但除了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外，在南方推行的效果很不理想。

江南大地主们往往是士绅，还有自己的免税、减税特权。朝廷收不上来他们税，就只能另辟蹊径，开海关、征工商业税，层层加码，尽可能避开他们。再加上朝廷的扶商政策，江南出现了新的阶层，即绅商。他们既是地主，也是工商业主，而从事后者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不能免税。但即使如此，工商业带来的收入仍然要比从事农业要多得多。朝廷通过扶持他们来平衡传统地主们的免税缺失——收上来的，多是银钱丝绢，还能换取米粮。江浙闽三省，有所谓的六大家族，他们不同于旧派地主，多是商业起家，成为一方大户。

根据江浙总督的奏本，可以窥知一二：六大家族以工商为本，不以土地为重。他们之间，有的与当地官绅“合作”，获取更大的利润，甚至影响到各省政局，令人担心。然而，他们能向朝廷积极纳税，却让京师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当年征讨准格尔战争，这些绅商为朝廷出了不少力。

“陛下，以臣之见，土地兼并一事，不可强行扭转。否则会引来江南乱局。”

由此，汪郴先是下了一个结论，认为强行遏制兼并不可行，唯有继续扶持工商，以征两税来弥补亏空。同时，汪郴也指出，要将绅商阶层，尤其在六大家族以外的小户笼络起来，来对抗愈发势强的旧地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旧两派地主虽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相通的利益，但他们仍然是截然不同的派系，并很可能是历朝历代未能发现的局面。

“不过商人而已，得了势，还能掀起波澜来？”对汪郴的担忧，王启没那么上心，一介商人，如果朝廷想要整治一番，那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可汪郴觉得，这里面的门道实在复杂，不是王启所说的那么简单。

六大家族有个共性，尽管他们也兼并土地，购置房产，但更多的情况下，将财富投入到生产领域——从原料的获取到商品的生产，再到内外的销售渠道，这不可避免与官府打交道，但他们总体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路径，并且愈发扩张了。

汪郴提到一点，前两年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的出口贸易，有近四成的份量是出自六大家族这样的绅商阶层，尤其是丝绸和瓷器，民间作坊星罗密布。而茶叶是朝廷专营，优势极大。

“皇上，再恕臣直言，扶商政策虽利好，但朝廷日后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庞然大物。”言语间，汪郴对绅商阶层的壮大十分忧虑，可这样的政策，的确帮朝廷带来了不少的好处。他心里想的是未雨绸缪，但放在常人眼中，许是杞人忧天。

商人掀不起大浪来，可受苦的百姓并非如此。

一时间，皇帝与汪郴的召对陷入了沉默，还是一旁的阎良弼站起身来，缓和气氛的尴尬：“陛下，汪中堂，到了午膳的点儿，要不咱先歇歇？”阎良弼在二人对话时，听了好久，心中自是思绪万千，却表达不出内心所想。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说不出好坏来。

所以，过好当下，成为阎良弼偷懒的惯性。

“确实，都到午时三了。曹连，让尚食局好好安排一顿。阎学士，汪学士，你们两人就在这里用膳了，当是陪朕闲聊，不然朕也很无趣。”

“臣遵旨。”二人异口同声，对皇帝的邀约，他们显然不能拒绝。

不过，在聊天之间，王启很自然地改换话题，将政务抛之脑后。他倒是提了一件事，比如救济棚的情况。可还不等两位学士开口，曹连却从一边向皇帝汇报一件事。他刚刚从东厂衙门得来了消息，称肃宁公主已经抵达京郊，随时可以入城。

这让他想起来，之前内阁争吵的事儿。

本来，曹连不打算破坏皇帝还算良好的心情，因为公主践踏田地，这罪过实在恶劣；陛下是爱民的，要是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气急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