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6），温州户数四万二千，人口已达二十四万余。人口流动带来不同的文化类型、发达的手工技艺，加之人多地少等地域特点及温和气候，温州成为“百工之城”。

其次，商品流通，带来商业上的发展。

丰富的农副产品和精湛的手工艺品，则成为主要的出口商贸物品。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温州设立官方机构“博易务”，专门管理海上贸易。

温州港在宋代进入鼎盛阶段，港口桅樯林立，商旅众多。瓷器、漆器、木雕、丝绸、蠲纸等制作精良的手工业产品，大多经水路运销国内东南各省，部分销到国外，可谓产销两旺。大规模栽种的茶叶、柑橘等也销往外地。

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温州户数四万出头，已超过宁波、台州、金华等地。

熙宁十年（1077），温州商税全年收入达25391贯，略超过已设市舶务的宁波全年商税（其税额为20220贯），也超过福建路的泉州城、广南东路的潮州，达到全国各地平均商税的7倍。

绍兴年间（1131—1162）游历温州的中书舍人程俱不由发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席益差知温州制》）的感叹。

其三，合理的城市规划，能为商贸发展提供空间基础。

北宋绍圣二年（1095）五月，知州杨蟠对温州府城内的巷弄进行了重新规划，设为三十六坊。

其四，任何时代，商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重视。

南宋时期，温州正式成为官方外贸口岸。朝廷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务，温州成为包括广州、杭州、宁波、泉州等在内的全国十大港口城市之一。

同时还设立容成驿、来远驿、待贤驿等，专门负责接待外商、外宾事务。日本、高丽、真腊等国商人纷纷涌入温州进行贸易活动。

绍兴元年（1131），温州市舶“全年共抽解一十九万九百十二斤另十四两”。

到了南宋咸淳元年（1265），史宜之任温州知州，又增设了状元、衮绣、祈报、丰和四坊，共计四十坊。坊内酒楼、茶坊、饭铺、浴室、瓦舍、勾栏应有尽有。

当时温州街肆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供品市等鳞次栉比，象牙、陶瓷等工艺品琳琅满目，商贩、买家熙来攘往。

街头上有背着琵琶和琴类乐器的艺人，有兴高采烈玩着蹴鞠游戏的市民，有围拢来看杂剧表演的行人，喧闹的市井氛围、浓郁的娱乐气息扑面而来。

南宋嘉熙四年（1240），知府吴泳到任上奏说温州“户口几二十万家”，已有近二十万户，约有八九十万人。

可以说，宋代的温州府，可谓繁华至极，当时已是“十万人家城里住”，城内就有了“纵横一里”“人群欢会”的“众乐园”“八仙楼”等官家酒楼和娱乐场所。

到了元代，朝廷在温州继续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为全国七家之一，温州被称为“番人荟萃”之地。

这一时期，通过温州港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龙泉青瓷和温州漆器，尤其是龙泉青瓷，广销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南非、东非等地，后又延伸至欧洲，辗转世界各地。

但到了明朝，由于实行“海禁”政策，温州的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外贸萧条，让内贸迎得契机，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南北货物在温州府交汇，互通有无。

而且，温州还与杭州、苏州、徽州、泉州、广州等贸易往来密切，张邦奇在《张文定甬川集》中曾记述道：“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海贾，往往相追逐。”

明朝时期，漆器是温州的招牌产品，由于“奇彩异制，夺目光烜，近年士夫竞买以充馈遗”。

嘉靖八年（1529），温州推官魏一恭甚至“以银花二枝”的代价，“鬻坊间一二小漆器”，传为佳话。

温州漆器在国内市场大受欢迎，在杭州的市场上，“温之漆器”和“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并列。

此外，温州府的克丝原料“仰于衢婺之丝商”，但织成之后，名遍东南。

“这大概就是信义坊的八仙楼、康乐坊的挟海楼，以及瓦舍勾栏集中的竹马坊，生意反而更加兴隆的原因吧。”

王逍思绪万千，感慨地自言自语，忽然眼睛一亮。

侯一元与王氏叔侄边说边笑地一起出现，王逍笑着迎了过去。

“逍遥兄这么早就到了，你的茶馆不忙吗？”侯一元笑道。

“我的茶馆这三天都只营业一个时辰。”王逍笑着回答。

“我听闻有家茶馆新开业，一天只营业一个时辰，莫不是就是你的。”

仁山先生王沛捋着胡须，笑呵呵地打量王逍，见他今天的打扮比昨天显然要“靓”多了。

“哈哈，正是逍遥兄的逍遥饮茶馆。”侯一元好笑的代答。

“是因为人气不足吗？”王叔果有些好奇地发问。

“哈，恰恰相反。”侯一元再次代答。

“仁山先生，两位王兄，侯兄，请。”

王逍一边矜持地做了个捋头发的动作，一边伸手引导。

街对面，胭脂虎站在一处街角，看着王逍等人走进八仙楼，眼珠转了转，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狡黠一笑，朝八仙楼走了过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