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年代的香港,经济刚刚开始腾飞,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依旧十分艰难,当时香港的月薪中位数不足 1000 元,而身为舞女的冯亚兰每个月却能赚到三四千元。梁德才显然是把冯亚兰当成了一张长期饭票,紧紧地绑定在自己身边。
婚后,梁德才依旧好吃懒做,在与冯亚兰生下一个儿子后,他以养不起为由,将儿子丢给亲戚抚养,自己继续在外寻欢作乐。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各种手段逼迫妻子去陪更多的客人,为自己赚取更多的钱财。
冯亚兰对丈夫的无耻行径感到彻底的失望,但她却陷入了一种无法脱身的困境。梁德才深谙如何控制女人,他从身体和精神上对冯亚兰进行双重控制,让冯亚兰既不敢也无法离开他。走投无路的冯亚兰曾经先后三次试图自杀,每次都被救回。每次自杀未遂后,梁德才都会伪装出一副悔过的样子来安抚冯亚兰,但冯亚兰心里明白,他只是不想失去自己这张 “饭票” 罢了。
1970 年 4 月,也就是梁德才死前两个月,一场更大的危机降临到冯亚兰身上。梁德才突然威胁冯亚兰,称自己欠下了 元的赌债,要求冯亚兰尽快帮他还清。这对于冯亚兰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她根本无法拿出这么多钱。她苦苦哀求梁德才放过自己,但已经丧心病狂的梁德才却威胁道,如果还不上钱,就先把两人的儿子卖掉,再把冯亚兰卖去风月场所,如果还不够,就去找冯亚兰的父母要钱。
在这走投无路之际,冯亚兰想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 梁德才 17 岁的侄子招伟强。
早在冯亚兰和梁德才结婚不久后,冯亚兰就与当时年仅十三四岁的招伟强相识。或许是因为婚姻的不幸,随着招伟强逐渐长大,冯亚兰对这个年轻帅气、尊重自己且听话的小伙子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依赖心理。虽然按辈分冯亚兰是招伟强的婶婶,但实际上她并没有比招伟强大几岁。而情窦初开的招伟强,也对成熟有风韵的冯亚兰产生了爱慕之情,对她言听计从。
招伟强目睹了梁德才平日里对冯亚兰的欺负,心中早已愤愤不平,想要帮助冯亚兰脱离苦海,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当冯亚兰被逼到绝境向他诉苦寻求帮助时,一个大胆而可怕的想法在这个 17 岁少年的心中萌生。
1970 年 6 月 18 日凌晨,梁德才和冯亚兰在外游玩后回到家中,一番温存后,梁德才沉沉睡去。一直到中午十一点,梁德才还在熟睡,冯亚兰独自下楼去买牛奶。之后,她便和李家强、珍妮一起去饮茶。而在这期间,冯亚兰拨打给招伟强的那通电话,让招伟强成为了杀害梁德才的最大嫌疑人。
警方很快找到了招伟强进行审问。面对警方的审讯,这个 17 岁的少年却表现得出奇地冷静,他甚至还理直气壮地与警察辩解。当被质问为何身上会带有梁德才家的钥匙时,招伟强声称自己有时会去叔叔家睡觉,冯亚兰为了方便就把钥匙给了他。他坚称在案发当日自己并没有去过梁德才家,也不知道叔叔是怎么死的。
然而,再冷静的少年也终究无法在警方的层层逼供下滴水不漏地隐瞒真相。他的回答逐渐漏洞百出,最终,招伟强长叹一口气,平静地向警方坦白了一切。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兰姐无关,我不把梁德才杀了的话,兰姐就要被卖了,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做!”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他是如何杀害梁德才时,招伟强称自己原本只是想拿凶器吓唬一下梁德才,让他放过冯亚兰。但梁德才不但没有丝毫反省,反而破口大骂,还试图袭击自己,在慌乱中,他出于自卫才误杀了梁德才。
尽管招伟强坦白了一切,但他的供词仍存在许多疑点。如果仅仅是误杀,为何在梁德才失去反抗能力后,还要专门袭击他的下体呢?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招伟强是为了替冯亚兰泄愤。而且冯亚兰在案发时恰好离开屋子,又恰好给招伟强打了电话,这一系列的巧合让人不禁怀疑冯亚兰是否在背后指使。
但在那个刑侦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冯亚兰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再加上招伟强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人所为,坚决要为冯亚兰承担所有罪责。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只好放弃了对冯亚兰的进一步追查。
1970 年 10 月,被捕几个月后的招伟强迎来了审判的日子。令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梁德才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对招伟强表示了理解和同情。毕竟梁德才 “软饭王” 的名声早已臭名远扬,从亲友到邻居都对他颇为不满。甚至梁德才的亲生母亲在得知儿子的死讯后,也冷漠地表示 “就当没这个儿子!”
最终,考虑到招伟强尚未成年,且犯罪情有可原,认罪态度良好,法庭判处他进入教导所 7 个月到 3 年不等的刑期。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此落下帷幕。
然而,冯亚兰和招伟强之间那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以及冯亚兰是否是这起案件背后主谋的疑问,还有招伟强是否是被推出来顶罪的猜测,却像一团迷雾,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或许,真相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