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上写道：“敬爱的左老师，谢谢您对我们家庭的关心，现在可以告诉您，他和我的关系已经开始好转……” 这除了可以印证卫生院老院长所说 “近段日子来两人的关系有所好转” 外，无法再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当晚，各路人马聚集到公社会议室，汇报当天的情况，并进行案情分析。技术员介绍说：“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罪犯系戴着手套作案，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 11 月 16 日凌晨 2 时左右，前后误差不超过 1 个小时。”

陈股长表示：“我完全同意熟人作案的观点。根据我们的调查，刘梅玲工作积极，与人和睦，作风上没有发现问题，经济状况也不富裕，所以奸杀、仇杀、图财杀人的可能性都不大。罪犯和死者如果不是十分密切的关系，深更半夜是决然叫不开她的屋门的。”

随后，他开始详细介绍群众座谈访问汇总的刘梅玲和孙景振的婚姻状况：刘梅玲和孙景振本是中学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孙景振应征入伍，刘梅玲下乡插队。随后孙景振通过信件向刘梅玲求爱，两人于 1970 年登记结婚，并在 1971 年有了一个儿子，就是 “小强”。

但就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原本对刘梅玲情浓意浓的孙景振突然变卦，此时已经是西安某公安机关 “军管” 会成员的孙景振毫无道理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刘梅玲自然是坚决不肯，于是这事越闹越大，闹得十里八乡人尽皆知，一方坚决要离婚，一方坚决不肯离，这一杠就杠了两年多。

1973 年初，孙景振将刘梅玲叫到部队，要求她同意离婚，刘梅玲不从，于是两人就当着部队领导的面开始大吵，孙景振恼羞成怒就要动手行凶，被他的上级领导喝止，挨了个严重警告处分并关了一天的禁闭反省。事后，孙景振写信给本家叔叔说：“我觉着活着没有意思，我准备犯罪……” 但最终因为顾及自己的前途，还是没有胆子动手。

1978 年，孙景振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某公社当团委书记，但依然坚持要和刘梅玲离婚，为达到离婚的目的，隔三差五的对妻子实施各种家暴，法庭多次调解均无效果。1980 年 4 月的某天，孙振景恶狠狠地威胁刘梅玲说：“再等你 20 天，你再不离婚我就杀了你，然后我伏法。” 然而，已经习惯孙景振家暴的刘梅玲早就对类似的威胁话语无感，根本不为所动。

但奇怪的是，1980 年 10 月开始，孙景振却主动和刘梅玲和好，不但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去她的宿舍过夜，每次都还给她带点蔬菜或者副食品。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说，刘梅玲曾经对她讲：孙景振对刘说 “每星期六晚上我来，一敲门你就开，别说话，敲门的记号为‘二一二一三’。” 刘梅玲说她觉得这个里面另有文章，并对这名护士说：“到时候要是真的出事，你知道我是咋死的。”

听完这些汇报，史尚局长陷入了沉思。种种迹象表明，孙景振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决定立即对孙景振采取监视居住的措施，同时继续搜集证据。他提出了以下几点指示：要求严密封闭现场，继续补充勘查；向地区公安处申请搜查令对孙景振的宿舍进行搜查；迅速查明孙景振和刘梅玲离婚的真正原因，会不会另有新欢，如果有，尽快落实证据；孙景振和刘梅玲定的那个暗号会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并加以利用，这点要深入详细查；时刻记住孙景振是一个有一定公安反侦察经验的人员，要将问题设想得复杂一些，充分考虑到可能的节外生枝，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孙景振被监视居住后却表现得十分淡定，既不认罪，也不抗议。在每次被询问中全都翘着二郎腿，顾左右而言他。对他住所的搜查与对现场的复勘也没有任何新的收获。对刘梅玲的社会关系排查也进展不大，除了发现卫生院的药剂师黄立庄对刘梅玲单相思外，其余的社会关系人都与刘梅玲关系正常，均没有作案动机和时间。

案件陷入了僵局，整个卫生院和公社都被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所笼罩。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猜测着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害刘梅玲。而警方则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誓要将凶手绳之以法，还刘梅玲一个公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原来，孙景振在案发前几天的行为有些异常，他频繁地出入卫生院，似乎在观察着什么。而且，有人反映在案发当晚，曾看到一个身影在刘梅玲宿舍附近徘徊，但由于天色太暗，无法看清长相。这些线索虽然还不足以定罪，但却让警方更加坚定了对孙景振的怀疑。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调查和审讯，孙景振的心理防线终于逐渐崩溃。在警方强大的攻势下，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原来，孙景振一直想要摆脱刘梅玲，但刘梅玲始终不同意离婚，这让他感到十分苦恼。在长期的压抑和愤怒之下，他萌生出了杀害刘梅玲的念头。案发当晚，他趁着夜色来到刘梅玲的宿舍，以暗号叫开了门，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勒死了刘梅玲，并伪造了现场，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真相大白，整个公社都为之震惊。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曾经的夫妻竟然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刘梅玲的死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和悲痛，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和家庭的幸福。而孙景振，也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