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争，交战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装备异常悬殊。

我们面临的对手，是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

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力量居世界首位。其军队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

它把自己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并且运用了除原子技术以外的现代军事技术的一切成果。

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我军习惯于从敌人手中缴获所需的武器装备，从战区群众中征集所需的衣食和物资，这就是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

而在朝鲜战场，地域狭小，又经历战争洗劫，作战地区群众所剩无几，志愿军作战物资靠就地征集极为困难，而美军败退后即使有作战物资丢弃，也常将其炸毁，志愿军取之于敌十分困难。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地筹措”和“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出国作战的客观要求，志愿军绝大多数的军需物资，都需要从国内进行统筹供应，然后再由志愿军后勤部门，几经辗转，运往前线。

巨大无比的军事物资消耗，加上朝鲜特殊的作战环境，对志愿军的后勤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后勤保障准备如下：

步机枪弹药按5个基数，炮弹按20个基数准备，各先行运抵集中地区2个基数和5个基数，每团携带炸药2000斤；

从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地区共抽调汽车1000辆，从东北地区动员大车4000辆，担任运输；

按31万人员、3万牲口、1000辆汽车准备；

准备3个月的粮草、汽油，在部队完成集结前，先运1个月的粮草、汽油；

赶制服装，每人单衣、棉衣各1套，另准备其他装具，按收容4万名伤员准备医院及5000副担架等。

尽管如此筹措，当年10月志愿军入朝后，战役意图非常受制于后勤能力。

第一次战役时，战线距我国国境线只有几十公里，可当战役进行到第10天，部队前进到距国境线170千米，粮弹就供应不上了，只能被迫停止进攻。

前三次战役，后勤部门对全军的粮食供应，仅达到需要量的1/4左右，弹药只能做到重点补给。第四次战役，因为缺粮，两个军被迫推迟出发，由一开始的进攻，被动转入机动防御。

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参战的11个军中，仅1个军补充了9天粮食；第二阶段，9个军参战，有4个军未补足粮食。粮弹供应不足，是志愿军不得不停止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志愿军作战只能靠自身携带粮弹，带几天也就代表能打几天，每次战役只能持续7至10天，这被敌人称为“礼拜攻势”。

更严重的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始终要面对美军空袭带来的巨大威胁。

志愿军入朝后，美空军兵力大多用于重点破坏我后方的物资补给，致使鸭绿江北和铁路沿线大量的物资无法运出。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敌军共出动104万多架次，投掷和发射各种弹药69万多吨。

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志愿军后方人员、物资等遭受严重损失，交通运输线经常中断，物资无法及时补充前线，作战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美军掌握了制空权，每天出动的飞机平均接近800架次，最多时超过2400架次，昼夜不停地进行巡逻和猛烈轰炸，见到中朝两国的车辆或人员便立即发动攻击。

由于朝鲜国土狭小，所有城市和乡村几乎都被炸成废墟，桥梁和道路也全部被摧毁。美军的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拥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强大，机动性高，进行的是现代化的多兵种联合作战。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战争留下的弹痕满目，国家亟待重建，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没有空军和海军，陆军装备也非常陈旧，基本依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进行作战。这种情况使得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方面面临极大的困难。

行军的艰苦程度堪比战斗。

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敌军的作战物资可以依靠汽车运输，而我们却只能靠自己携带。每个人都必须自备一个月的口粮和超过20斤的熟食，还有个人的衣物、被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武器弹药，以及战场上挖掘坑道所需的铁锹、铁镐等工具。每名战士的负重都超过了120斤。

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大背包，行动的艰难可想而知。

进入朝鲜后，敌机频繁空袭，我们只能夜间行军，白天则在山沟里休息。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专挑小路前行。

身上的负担实在太重，压得人步履蹒跚，每次短暂停歇时，士兵们只能靠一根木棍支撑着身体，想坐下后再站起来就难如登天，往往需要同志们相互拉扶，才能重新站立起来。

在这艰难的行军中，大家通过互相帮助，体质好的同志帮体弱的背东西、扛枪，彼此鼓励，一步步艰难前进。

我们最盼望阴天和下雨，虽然湿重的物品让负担更重，但这样我们可以走大路，敌机无法袭击，行军速度也能加快。从熙川到仁川，不到300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多月。生活条件同样艰苦，没有蔬菜就找野菜吃，喝冷水，吃炒米、炒面维持生存。

断炊是常有的事。

一位老同志回忆：阵地上的生活极为艰难，随身带的粮食和干粮吃完后，由于后勤补给不上，就只能断炊了。最好的主食不过是高粱米和玉米碴，根本没有蔬菜和肉类，许多战士因此患上了夜盲症。

有一次战斗，炊事班在炮火中无法把饭送上来，我们整整战斗了一天，连一口东西都没吃，饥渴难耐。正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有个战士发现沟里有人影在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炊事班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送饭。

我们立刻派人去接应，但美军对阵地的封锁非常严密，飞机见到任何目标就进行追踪轰炸，投掷炸弹和汽油弹，结果炊事班的同志全体牺牲。我们没能吃上饭，只能在山里寻找野果充饥，等野果吃完了，就去挖野草根吃。

山上没有水源，后勤也无法送水上来。我们组织了夜间抢水行动，但美军的照明弹和探照灯彻夜照射，夜空亮如白昼。一颗照明弹可以持续照亮二十多分钟，接连不断的照明弹在天空绽开，随时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虽然每次行动都组织了火力掩护，但下山找水的战士几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很难再回来。偶尔一次成功了，也就等于挽救了全体战士的性命，保住了部队的战斗力。

寒冷是极为严峻的敌人。

一位老战士回忆起他所在的第66军196师586团，攻克华岳山时的战斗经历。他说：

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开始撤退。当时，虽然连队在战斗中阵亡和负伤的战士并不多，但冻伤的却超过了三分之二，导致整个连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遍地冰雪，天寒地冻，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二是战斗时间长，整整一天一夜;三是缺乏防寒设备和防寒经验，战士们大多穿胶鞋，所以被冻伤的很多。

他说，自己和大多数战友的双腿和脚部组织已经冻坏，为了减轻冻伤，只能让战友破开河上的冰，用冷水泡脚，试图把冻住的鞋子和脚分开，但效果并不明显。此时，他们已经无法站立，更无法行走，只能靠着毅力匍匐前进。

当时没有担架队，也没有救护人员，大家只能用刺刀敲打着僵硬的双腿，发出梆梆的声响。就这样，他们爬行了大约三四里路，终于到达了一个小山村。村里的房屋大多已被敌机炸毁，只有半山腰的一间草房还完好无损。

到达时，大家的膝盖和棉裤都已经被磨破，鲜血直流。因为没有医生，只能撕破米袋和衣物，简单包扎伤口。重伤员被安置在唯一的草房里，其他战友只能用稻草围住，在露天度过寒冷的夜晚。

白天，敌机频繁轰炸，有的战友在轰炸中受伤。两三天后，师部终于派来了医疗队进行救治。经过热敷，他们的双脚肿胀不已。医生为他们的脚部涂上碘酒消毒，然后用绷带包扎。每次换药时，绷带都连着血肉和脓水一起被撕下，痛苦难以忍受。那些冻伤更为严重的战友不得不截肢，甚至有一些人因感染破伤风而失去了生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中，周恩来负责担任“总后勤部长”，而前线军事的总指挥由彭德怀担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边境，参与朝鲜战争。在出兵之前，详细部署了部队在武器弹药、车辆补给、伤员救治以及后勤人员调配等方面的工作，并明确提出要依靠国内供应进行作战的方针。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总后勤部长亲自关注并解决了从后勤保障所需的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问题，到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以及停战谈判等各个方面的事务。

总后勤部长亲自部署并检查了70万人的后勤供应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战场形势及时进行补充和调整。由于朝鲜北部在入冬后气候极为寒冷，部分部队缺少足够的冬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每天两次打电话催促后勤部门加紧生产和运输。

中共中央确定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后，总后勤部长安排军委总后勤部派员前往东北调查后勤供应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951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长与聂荣臻等人前往沈阳，参加了由李富春主持的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针对志愿军服装不适宜作战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例如，他建议将不便于防空和爬山的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不易脱下的套头式单衣改为开襟式。此外，为了防止山地作战时衣服被树枝勾住，或者棉絮坠落影响保暖效果，建议将志愿军的棉服改为加绗线的款式，这种设计后来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志愿军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