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坚决否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紧急电令李奇微，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决否认美军使用过细菌武器，以防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利用这一点进行讨价还价。

为证明自身清白，美国国会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发出邀请，欢迎国际红十字会派遣调查组，对美军是否在朝鲜使用过细菌武器展开全面调查。

国际红十字会应邀请求入境调查细菌战情况，并向北朝鲜发出电报。然而，平壤方面以该组织倾向于西方，调查结果无法确保公正为由，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苏联随即表示，可以由他们主导，邀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立国家派遣相关人员前往朝鲜进行调查。

朝鲜随即表示同意。

1952年3月3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从内部抽调成员，组建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朝鲜，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金日成在平壤会见了代表团。

这个协会成立于1946年10月，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工作者民间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友谊；鼓励法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支持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民主原则；推动各国人民的独立，反对种族歧视，倡导人权保障，并反对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团的成员大多来自法律和国际关系领域，只有一人曾接受过系统的生物学培训。

代表团听取了朝鲜医务人员的各类检验报告，并且还检查了朝鲜提供的细菌弹实物样品以及带菌昆虫的标本。

3月31日和4月2日，调查团先后两次公布了《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报告》，确认美国在朝鲜实施了细菌战。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此外，北朝鲜还带来了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在听证会上向代表团承认，曾多次执行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美国第三师士兵马汉·勃朗在证词中表示：“我可以证明，美军曾用细菌炮弹攻击共军……”

志司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绝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就曾到达汉城，目的是为在朝鲜实施这一反人类的卑劣阴谋做准备。然而，敌人为何选择在此时使用细菌武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

敌人曾狂妄地宣称依靠飞机和大炮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

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敌人的所有卑劣行径在遭到中朝人民军的沉重打击后，便转而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妄图借此威胁朝鲜人民和中朝军队。”

最后，志司向李奇微发出严正警告：“我要明确告诉敌人，你们企图用所谓‘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动摇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注定行不通；你们的如意算盘，必将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中遭到失败。”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同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愤怒的发表声明：“从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及其后方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等可怕的传染病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

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直接向全人类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协调全国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间，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在东北地区国境线、海港、交通要道，设立了66个检疫站，在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和物品的检疫、消毒。

全国各地动员群众清理垃圾、保护水源、疏通渠道、打扫卫生，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清秽，形成了载入新中国史册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4月1日，十九位全人类公认的文化科学界大师向全世界发表了《反对美国细菌战告世界男女书》，直接要求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绳之以法！

“我们仔细地研讨了有关目前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后，深感焦虑和震惊……我们的第二个义务就是保卫所有人民，使之免于细菌战的浩劫。我们认为：只有美国，也就是大国中唯一的国家，才没有批准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战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同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

这份引起世界震动的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号召人类起来自卫！”

1952年4月8日，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领航员肯尼斯·伊诺克，发表名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讲话，揭露了美军高层，企图隐瞒细菌战的事实。

他在这份长达8页的供状中写道：“他（一名上级）告诉我们，我们飞机上的两枚机翼炸弹是细菌弹，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时200英里的最高空速在朝鲜投下。”并被命令在任务报告中将细菌弹作为普通“哑弹”汇报，“以保持机密”。

随后，25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详细交代了他们参与细菌战的全过程，这使得美国政府处境更加被动。

美军战俘保尔.肯尼斯说“洗澡可以洗干净我的身体，却绝对洗不净我的灵魂，在犯下这样的罪行之后。”

美军战俘奥尼尔说“我的儿子问我，曾在朝鲜干过些什么？我怎能告诉他，说我曾到此地，向人们投过细菌弹，散布了死亡和毁灭。”

被俘美国飞行员的供词证实，细菌战的目标是，测试细菌武器，在不同条件下的效果。由美军各型飞机，通过“哑弹”等可投掷的容器，将带菌、带毒的动物，投放到朝鲜战场。

美军战俘伊纳克说“（不爆炸的）炸弹，实际上是细菌弹。投掷带菌的各种动物和昆虫。”

1952年5月17日，被俘人员的交代材料和录音，在北京和平壤公诸于世。一石激起千重浪，全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不人道的细菌战。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美洲和平大会，分别通过决议，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要求立即停止细菌战。1952年2月至4月，先后有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

在此期间，时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亲自在东北地区调查走访。以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于1952年4月25日，在英国伦敦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他还说“每一个诚实，而富有正义感的人，都不能不为美国政府，这种野蛮暴行所震动。”

1952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着名的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中国和朝鲜，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实地调查。

9月16日，调查团签署并发布，《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指出，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由于细菌战，在美军内部也属于极机密，大多数士兵和军官并不知情。在细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战俘并不相信，关于细菌战的说法。

时任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敌工部英文翻译刘禄曾说“我告诉一个美军战俘，这是你们美帝国主义，搞下来的细菌弹。他不相信，抓了一个小蚂蚁就吃了，结果就拉肚子，三天三夜拉得不行，赶快送医院，把他救活了。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写了一个大字报，永远不相信美帝国主义。”

到1952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志愿军和国内开展的，大规模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告一段落，历时将近一年的，反细菌战最终取得胜利。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美军的细菌战最终被完全摧毁。

奇怪的是，中朝在谈判中并未将美军的细菌战罪行摆上桌面。对此，柴成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揭示了其中的缘由：“杜鲁门政府绝不会公开承认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中朝方面尽管心中愤怒，却压抑着没有在谈判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期待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将此问题提上谈判桌，除了把对方逼到绝境、导致谈判彻底破裂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1952年12月6日，在朝鲜战争激烈进行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弗兰克·H·施瓦布尔（Frank H. Schwable) 写下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证词。

他说：“我说以下的话不是为任何人辩护，包括我自己。我只是描述一个绝对直接的观察：每一个军官，当第一次被告知美国在朝鲜开展细菌战时，都感到震惊和羞愧。”

《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密史》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称，那些承认参与了细菌战、被遣返的朝鲜战争战俘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集审讯，并被威胁会以叛国罪上军事法庭。

巴伦布莱特在《人性的瘟疫》一书揭露了美国在二战后东京审判期间，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的大量数据资料。

现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的一份1947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机要报告的“结论”部分显示：“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和作战数据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大价值，这远远超越了对‘战争罪行’起诉所产生的价值。”

1955年，伊诺克返回美国，面对美军的镜头，他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说“他们（中国人）威胁我，一再威胁我，如果不合作，我就永远没法活着离开”。

而2010年，伊诺克在他德克萨斯州的家中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采访，当被问到中方有否以任何方式折磨他或试图给他 “洗脑”时，85岁的他明确表示“完全没有”。

“肯尼斯·伊诺克1952年供词中描述的许多日期和地点后来都被证实是真实准确的”，节目的旁白说。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就开启了，使用化学毒剂的“潘多拉魔盒”。战争结束后，虽然订立了，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但是，各个强国都没有停止，研究生物和化学武器。残酷的战场，时常成为这种，特殊武器的试验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即设立专门机构，着手研究细菌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包庇日本石井四郎，和北野政藏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细菌战战犯，利用他们为美国，研究细菌武器服务。

朝鲜战争爆发，再次刺激了美国，对生化武器的研究。美军的一份报纸，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指出“细菌、毒气是最廉价的武器”。

《每日电讯报》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日本静冈县大学教师森正孝称，几名731部队的前成员告知他，朝鲜战争爆发后，石井四郎曾与两名顶尖研究人员前往朝鲜战场“对美进行战略建议”。

1952年3月，日本《朝日新闻》重申了这一说法。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森正孝后来多次前往朝鲜研究这一课题，他还注意到“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的疾病和武器与据说美国针对朝鲜的目标所部署的武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历史将永远铭刻下美国的这一无耻行径。

纵观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细菌战，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美国！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超越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