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巨济岛，是该国的第二大岛屿，风景优美，如今已是旅游胜地。而在几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中，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参战，截止到1951年6月，一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军共俘虏了朝鲜战俘约人、志愿军战俘约人。

1951年11月，美军开始在韩国第二大岛--巨济岛，建立了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俘营，大部分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被关在巨济岛上。联合国军将所有的战俘按照国籍分开关押，大部分被关在第71、第72和第86号战俘营。

巨济岛位于韩国釜山西南10公里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岛上山石遍布，荒僻险峭，几乎找不到大块的平地，极度缺乏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场所。

在这个硕大无朋的临时禁地里，划出了4个大区，每区之间又被划成8个临时战俘营，每个营计划收容6000名战俘，1952年，邻近的小岛蜂岩岛也被纳入了美国的司法体系统之内。

这里根本不是战俘营，而是集中营，是人间地狱。

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围得严严实实，四个角上设有岗楼，高高耸立，哨兵荷枪实弹，一有动静即可射击，来来回回照射的探照灯，将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每当战俘们走进收容所，美国士兵们便一哄而上，将俘虏们所有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每五十人推进一个帐篷。

军用帐篷一排排整齐有序地按大队、中队、小队排置在营场上，被俘人员就住在这些帐篷当中。每顶帐篷住50人，从中央挖一条排水沟，两侧铺上席子，没有床，每人只能睡30厘米宽的地方，2人睡一张直接铺在潮湿地上的草席，坐卧都在上面。不准说话，甚至不准东张西望，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

这条排水沟在两年零三个月里，一直是战俘们挨打罚趴的地方。很多同志在三十年后说到“趴”还心惊胆战。被罚趴在沟里的战俘必须躬腰收腹，仅用四肢着地，坚持不了一会儿，汗水就会从全身每一个毛孔涨出，谁若是坚持不住腹部碰地，大棒就会拦腰打来。

每天的口粮是400克发霉的米饭，开饭时每个战俘只有半小碗饭，70%是带壳的大麦，其余是碎大米，开水5天才供应一次，美军时不时断水断粮，战俘们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平时战俘们要到码头给美军装卸货物，修房子、挖水沟、修公路，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毒打或杀害，很多人累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这一切都严重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应给予人道待遇的要求。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每当一批战俘送到的时候，战俘营的美军就会让其中的指挥官或干部站出来，但是在中国军人的历史传统中，宁可马革裹尸沙场，也不能沦为俘虏，把做俘虏当做最大的耻辱。基本上被俘的中朝指挥官，都没有站出来的，并且在被俘登记的时候，也不会登记自己的真实职务，一般都自称士兵。

但是，不站出来，不代表这些被俘军官会忍气吞声、甘做俘虏。在日后，这些军官暗中组织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成立党支部和各种“回国小组”和美军展开了斗争。这让美军发现，虽然这些中朝军人被俘了，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依然十分强烈，甚至坚不可摧。

美军十分恼火，见无法利用中朝战俘中的军官，便决定选拔一支效忠美军的俘虏官。大量美国军队和宪兵随时待命镇压战俘的同时，大批来自美、韩、蒋的特务也渗入了战俘营。他们帮着美军从战俘中选出“俘虏官”，与美国的指挥和行政官员合作，让俘虏官管理普通战俘，建立起一个极为残酷的统治网络。这种管理办法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解决了美军兵员不足的问题，因为管理庞大的战俘，需要大量的美军来确保安全；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通过俘虏官来虐杀与美军“不合作”的战俘，这样不仅杀了人，还不脏手。不用承担国际舆论的非议和批评！

这借刀杀人，可谓狠毒至极！

我们都知道，任何时候，都会有汉奸。

汉奸一旦沦为敌人手中的工具，在对待同胞的时候，往往会比敌人更狠毒更残忍更决绝更无底线。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而扭曲的心理体现，汉奸希望通过残忍地对待同胞来换取敌人对他们的信任！在巨济岛战俘集中营，在那里的败类身上，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全国上下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抗美援朝！一个叫李大安的，趁机进到了辽宁省公路局做了一名司机，没干多久，因李大安的驾驶技术不错，被介绍进了东北军区运输四团。再接着，李大安也随着抗美援朝的军队开往朝鲜。

但是朝鲜战争进行得很惨烈，李大安哪里吃得了这苦，加上贪生怕死，于是便在执行一次运送任务——把春川前线的伤员运送后方的时候，他趁夜揣着一张美军散发的诱降传单叛国投敌了。

李大安投敌后，被押往釜山集中营调查科中国战俘小队。当时，和李大安一块来的，还有两个同类：王耀庭和王琪。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大安来到战俘营的当天夜里，就吸引来了另一名败类，叫唐巨升，东北人，曾在国民党207师当过班长。在唐巨升的撺掇之下，第二天早上，李大安和唐巨升跑到美军看守那里把战俘营里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全部出卖。

美军看守管理部门见李大安一来便立功，加之李大安虽然身材不高，但是粗壮结实、横肉满脸，三角眼看起来很凶狠。便觉得此人是个俘虏官的极佳人选，当天便宣布成立战俘营警备队，让李大安做这个警备队的队长。

这是中朝志愿军战俘营中第一支由投敌战俘组成的暴力组织，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以李大安为首的暴力组织将会做出更多惨无人道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后期补充了大量国民党俘虏进入入朝部队，因审查不严，一些坏分子在朝鲜战场上主动投降敌方。

比如，俘虏营中职位最高的联队长王顺清，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俘虏中首任国民党支部书记魏世喜，原来则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尉（这两人后来成为特务，均被我军捕获并严惩）。后来我方估计，确有约三千名所谓的“反共战俘”不愿回国。这些人与美、李特务勾结，迫害同胞的手段，甚至比特务更为残忍。

从此之后，战俘营里多了一个杀人恶魔——李大安。李大安随身必带两件东西：

第一件是一根结实的粗木棒。根据后来各种资料显示，被李大安的木棒打过的战俘高达上千名，被李大安用木棒打成终身残废的中国志愿军战俘更是多达百人。

第二件是一把是锋利的匕首。李大安手里的那把匕首也很有来历，竟是美军第八宪兵队中校司令从一把美式卡宾枪上取下的刺刀，上面还刻着两个英文字母：US。李大安用这把匕首杀死过4名同胞战俘，剜出过同胞战俘的心脏，甚至还割下了很多同胞战俘的身体上的肉。因此，战俘营中都说，李大安的匕首是被志愿军战俘的鲜血磨亮的。

自从李大安做了战俘营的俘虏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有人说他是活阎王。他不断根据美军的意思，殴打、虐待、迫害志愿军战俘。但他不以伤害同胞为耻，不以做汉奸为耻，反而以杀人为荣、以打人为乐。

比如在巨济岛战俘营时，那里有一位被俘的志愿军营长叫杜资明。他在狱中联合共产党员战俘，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叫“回国小组”，想以此把大家团结起来，和美军做斗争。但很不幸的是，此事被汉奸俘虏官知道后，李大安带着警备队员将杜资明吊起来狠打，而且专打身体的关节，残忍至极，把杜资明打得浑身不能动弹。

类似之事，实在是家常便饭。

巨济岛战俘营第七十二联队，这个被美军对外宣传的“模范战俘营”，全由李大安等叛徒等人控制。在这里面发生了非常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之事。战俘营里的志愿军战俘，不甘于被叛徒败类控制，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比如在1951年9月和10月的时候，就发生过“共青团员敌后斗争小组”与李大安等争夺战俘集中营控制权的斗争。

但是因为战俘营的情况复杂，以张达为组长、丁先文等人为组员的共青团员敌后斗争小组被叛徒黄正权出卖，结果被李大安带着警备队抓起来，进行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如此，坚强的张达依然不屈服。

后来张达和丁先文因身体病重被转移到济州岛战俘医院，病好后，让他们回七十二联队，他们说“宁可自杀，也绝不回去”。美军再强迫，张达就装疯，丁先文自杀未遂，此事引起巨大震动，美军只得把丁先文送到由共产党员志愿军战俘控制的七十一联队。在战俘营，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胜利。

虽然张达在七十二联队组织的斗争失败了，但是不久由志愿军某团参谋长杜岗暗中成立的“回国同志战斗总部”，在斗争中取得了惊人突破。

他们趁七十二联队一百多名战俘到美军储运站做苦力的机会，精心组织了一次破坏行动，把美军的两个木结构的大仓库给烧掉了，还全身而退。美军十分恼火，但是却没有查出到底是谁干的。

在1951年11月初的时候，七十二联队在所谓的“自由大礼堂”搞了一场话剧。在战俘营里，这是战俘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也就是战俘自己组团排练节目，然后供大家欣赏。

那天上演的话剧内容是一个志愿军战俘不堪忍受战俘营的虐待，最后胜利逃脱的故事（原来是台湾特务指定的剧目，被舞台上临时改编）。这让负责治安的李大安等人恼羞成怒，便把话剧的主演林学逋抓了起来。

林学逋在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是川大的一名学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英语教员。不过林学逋非常不幸，他的生命在战俘营里没能走到最后，在1952年4月7日，他的心脏被杀人恶魔李大安用匕首剜了出来，最后残忍杀害。

张子龙烈士遭遇更惨。因为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和呼喊反动口号，特务们一拥而上，先狠狠抽了张子龙一顿耳光，然后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了6个小时。6小时后，特务们又将张子龙倒吊起来，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儿，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还没有死，他没有死，割掉他的生殖器！”特务们发疯地喊叫。

鲜血染红了张子龙脚下的土地……

更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国人在巨济岛上的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听候宣判。

审查室的出口处由特务排成两条窄窄的通路，一条铺满鲜花，这是到对岸的“自由与光荣之路”?；另外一条路两侧是握着刺刀、匕首的特务，这是“回国之路”?。想回国就必须提着脑袋从这里往外冲，跑慢了不是刺伤就是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砍死。

1951年8月3日，李大安为了表现自己的奴才忠诚，率先第一个在左臂上刺了字，以示忠诚，接着又有二百余叛徒跟着他一起刺了字。

接着，李大安为首的所谓的战俘俘虏官开始威逼利诱志愿军战俘刺字，开始的时候以刺字之后可以吃好、不用出工为诱，尽管如此，那些坚强的志愿军战俘依然不为所动，坚决不刺。

李大安见诱惑的效果不明显，便开始强逼，凡是抗拒者，除了毒打，还要进行各种审讯，比如疲劳审讯。更可恨的是，白天不给饭食，晚上把被子没收。

结果很多战俘最后被折磨晕厥或直接打晕，然后李大安便令人趁战俘晕厥，在他们身上刺字。在动员刺字的第一天，当天就有两名战俘被活活打死，一个叫曾玉田，一个叫张克武。

在那白色恐怖中，好多战俘在醒来后，发现身上的字，非常悲痛，便找到刀片忍痛刮去。还有人试图上吊自杀，为此李大安令人把被迫刺字之人的裤带、以及便于自杀之物尽数没收。

比如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见习参谋的张达，回忆战俘营的生活时，他写道：

“李大安叫人把我抓去，他们又用木棒打我，被折磨昏死几次，他们把我绑在帐篷杆子上，给我刺了字，我回到集中营，立刻用刮脸刀片把胳膊上的字刮掉了。但这个伤疤还留在我身上……”

一开始，李大安还令人把字刺在胳膊上，后来随着该事件的发展，战俘身上不仅增加刺侮辱性极强的字，而且还配了侮辱性极强的图，甚至不仅刺胳膊，甚至还刺额头。比如李大安在自己的供述中，就曾写过对志愿军某部张副营长的刺字经过：

“我把他（志愿军张副营长）打了一顿，令人强迫在他胳膊上刺了一个大猪，在猪身上刺了……（备注：八个字）”

就这样，在李大安为首的败类的操作下，到1952年3月的时候，七十二联队战俘营，8千名志愿军战俘，其中6千人身上都被刺上了字。与此同时，其他战俘营被迫刺字的也极多。

更为悲惨的是所谓的“甄别”。

杜鲁门、李奇微和克拉克已经向全世界撒下谎言：“有九万名共产战俘表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他们都宁死也不愿回到共产党那里。他们绝不愿意回去。既然这些战俘不愿返回，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庇护。若强行将他们送回去，那将是不人道的，相当于将他们推入火坑。”

美国人确实没有用刺刀逼迫战俘们回家，因为他们是在用刺刀威逼战俘们不得回家。美国宪兵整齐列队，手持刺刀顶在战俘的胸前，而美、李、蒋的特务则握着匕首，扛着大棒，站在俘虏身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拒绝遣返”请愿书，强迫他们一个个在上面按下手印。

谁敢不服从，便会遭到一顿棍棒交加的毒打，逼他们再次“考虑”，有时候甚至直接被打昏过去，然后抓住昏迷的战俘手指强行按下手印。最为残酷的则是当场打死战俘，杀一儆百，而如果战俘们敢于集体反抗，装备精良的美军便会立即实施武力镇压。

无数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接连发生……

自1951年12月开始，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战俘便成为美军的发泄目标。屠S、虐待、刺字、殴打成为了这个圣诞节美军的最新精神胜利法。美军所谓的“甄别”行动很快遭受到了战俘们有组织的抵抗，然而这种抵抗非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让美军愈发疯狂，对战俘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美军战史中显示：仅仅12月18日当天，就有14名战俘被打死，24名战俘被打伤。

1952年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62号战俘营5000余人集中包围，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甄别”?。中朝战俘不甘受辱，群起拒绝，美国人立刻机枪狂射，坦克狠碾，此次事件，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5人，受伤139人。美军死1名，伤20余名。

据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1953年6月26日的报告：

4月6日，巨济岛第96号战俘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被强行“甄别”时，共有3000余人遭到殴打；

4月8日，30余名战俘遭杀害；

4月14日，有1500多人被打伤。同日，第93号战俘营要求遣返的战俘70余人，被集合到广场上列队，遭到美军枪杀。

中朝战俘所经历的地狱般遭遇，并不是中国人凭空捏造的。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巨济岛的集中营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等情形交织在战俘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幅令人恐惧的画面” 。

两位充满正义感的西方人士，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现场、朝中方的战俘营，以及获释的朝中俘虏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争结束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的书。

这是一本在西方被禁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两位记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依据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在非武装地带内，巨济岛和济州岛扣押的约8000名朝鲜战俘及1万5千名中国战俘，正在与北朝鲜扣押的350名“联合国军”战俘进行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周里，成员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从印度管理的集中营逃出来的俘虏，讲述那些中世纪式的野蛮行径和令人发指的事件。起初，委员们对此抱有怀疑，半信半疑。

但即便是最为怀疑的人也逐渐发现，不同时间、从不同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刚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立刻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众多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其可信度。

显然，没人事先教导他们该如何回答。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1952年9月27日召开的。

那天，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其中大多数是军官。他们还未下车时，就已撕碎身上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显露出全身布满印记的躯体。在这个大厅里，回荡着持续不断、愈加响亮的哭泣声。根据事先的安排，他们应当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记者会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受严刑拷打的归俘送到外面抢救。还有一位在讲述同胞们所经历的痛苦时，情绪激动得昏厥了过去，最后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救治。

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割掉，腹部还留有一条弯曲的巨大刀疤，那是被国民党的刀子划开留下的。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拒绝”刻上阻碍他们回归祖国的文身标记，四肢的肉被割得皮开肉绽，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志愿军战俘们回忆说，从8月20日开始，新的文身行动展开了。这是因为特务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战俘将1951年4月刺上的文身标记割去或烙掉，这让他们暴跳如雷。于是，特务们下令对集中营中的所有人进行重新文身。

任何拒绝文身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并被捆绑在床上。一次文身由三个特务负责，往往要持续长达四个小时。

截至8月31日，关押在十个集中营中的1.5万名俘虏，几乎全员都被纹上了文身，只有极少数例外。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负责人海恩森当时认为，只要彻底执行文身计划，就能确保这些俘虏不再怀有回家的念头。

在交换战俘的场地上，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奇·比奇目睹了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竭尽最后的力气脱下美制军靴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带着悲伤的语气问道：“这些人为什么连这样好的军靴都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质量相当不错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的好靴子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战俘们对美国人的仇恨有多么深刻，甚至将使用他们的物品视为一种屈辱。

恐怖的气氛和杀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直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为止。

金京淑，一位曾在海州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她被俘于此。这位姑娘相貌美丽，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双肩。金京淑与她的难友回忆道：敌人以搜查为借口，将她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后，赶进了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俘也被强行带入。一个美国军官说道：“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喜欢跳舞，那就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开始起舞。美国军官们一边吸烟，一边哈哈大笑，显得极为得意，还用烟头灼烧姑娘们的胸部，施行了只有在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中才能见到的恶行……

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背着婴儿的母亲曾数次在刺刀的威胁下遭受凌辱。期间，她们不得不堵住婴儿的嘴……

一名因电刑而精神错乱的少女，在前往厕所时遭遇一名美军下士的拦截。尽管她的同伴们拼命营救，她依然不幸遭到侮辱，最终彻底失去理智……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成员逮捕的孕妇们，在完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艰难分娩。虽然之后设立了产房，但美国人并未提供诸如奶粉等食物，长期处于饥饿中的母亲们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来喂养新生儿。

23岁的金淑子，皮肤苍白而异常美丽，毕业于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她说道：“我和我的小女儿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因为无法忍受婴儿因饥饿发出的凄惨哭声，亲手掐死了婴儿。

我们多次举行示威抗议后，美国人才给婴儿们发放了一些食物。然而，他们随时可以通过中断粮食供应来惩罚我们。我们把写有‘婴儿不是俘虏，他们应当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的标语挂在铁丝网上，但依旧无济于事。”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背着婴儿欢快地唱歌，却遭到美国人的催泪弹袭击。他们向23位母亲和23个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导致许多孩子此后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天起，直到女俘被遣返回国，敌人几乎每天都向她们投掷一到两次催泪弹。

美国的死亡集中营中归来的俘虏们身上，可以找到通过内外科手段施加暴行的证据。美国的消息也确认了这些远超出医疗范围的骇人犯罪行为。对于这些确凿的罪行证据，恐怕连美国人也无可否认。”

《美国医学协会月报》1953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分析了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进行的六种治疗方法。其中第六种疗法为：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使用镇静剂、营养滋补及维持疗法等。

简单来说，这几乎等同于不治疗。患者被强制卧床，任由他们出汗、体质愈加虚弱，以观察不干预的情况下疾病扩散的速度以及各种治疗手段的效果。这使得许多病人愈发孱弱，虽然没有立即致命。部分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试验。

例如，仅四环素的使用上，有些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些服用16粒，甚至32粒，以此测试患者在饥饿状态下对磺胺类药物的吸收能力。在这样的实验中，许多病人最终因中毒而死亡。

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间，超过四千名患者相继死亡，死者几乎全部为痢疾病患。当时集中营的死亡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尽管如此，医院当局依然将患有严重腹泻的患者送回集中营，使得这些人继续在营中传播疾病，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大量证据表明，在外科领域所进行的试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板门店，众人普遍目睹了许多四肢被截断的惨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调查显示，许多人手脚或四肢被切割成几段，宛如割牛尾巴一般。有些人甚至一条腿被截断了五六次。

一些患有与手术毫无关联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患者也遭到多次肋骨切除。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在这些残忍手术中幸存下来的第一集中营俘虏，仅有37人。

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回忆道，他的五根肋骨被不同的医生分别截断。敌人每次闯入医院时，都会按需挑选病人。若有人反抗，便会被注射一针药物，随后强行带走。

中国的军事外科医生对冻伤的战俘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数据，冻伤患者中共失去了267条手臂或腿，这个数字占到了所有在中国接受治疗的冻伤者的惊人70%。他们指出，正是在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曾说过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保存性疗法一直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