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们回老家的时候，经过威远县城，去看了外公的妹妹和妹夫。不但能够自己出门，而且还敢带着孩子，不怕走丢，不怕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她们就是那个年代胆大包天的奇女子。他妹夫在县委工作，已经瘫痪在床。

他有六个女儿。

大姐找了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儿子，把她调到了县医院坐办公室，家里很满意。三姐在碗厂上班，找了一个同厂的工人，她父亲气得躺在床上直骂。后来，没成。

二姐在县川剧团上班，带她们去看了她自己唱的川剧。观众很少，不超过20人，她们坐在第一排。居然没有人觉察到危机，只是觉得白拿钱，好玩。

她一直干到十年以后，川剧团解散，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她不得不在路边摆了一个小摊，卖三姐厂里生产的碗。既便宜又不太好看，而且人家买一个碗，要用很久。

他们家住的是又小又黑暗的平房，有梯子通到窗户，再往下还有梯子通到地面。在农村的亲戚看来，他们都是吃国家粮食的人了，一个人上班全家人都够吃了，就是生病了也还有国家管着。这样的日子，就是不错。

她小小的身子，刚刚能跨过窗户，能爬过去。她穿着厚厚的小棉祆在小梯子上面爬着，浑身滚圆。窗外有一个明亮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黄桷树，树上挂有红布条。她们拜了它，可以辟邪，可以保佑她念书很好。

从县城里回老家以后，她在农村呆了一年多。有什么故事，完全记不得了，记忆最深刻的反而是两岁。

四岁。

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又将她带到了身边，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小站，因为父亲的工作又调动了。每天路灯下，都会撞死很多飞蛾，站台上经常会有彝族同胞拉的大便。

他们是偷偷从家里走的，怕姐姐会哭。

她比她大五岁，九岁了，得留在家里干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