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统一带来的是界限的模糊，其影响了人对事物判断的立场和视角，用礼法还是用法律？这是个问题。

传统理学，朱夫子讲“法者，天下之理”，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天理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其同礼法紧密结合。这时的法律主要作用是辅助教化——“弼教”，同时通过乡约、族规将法律的权力下放到基层，形成“国法——家法”双层治理体系。

明律极大程度体现了理学的观念。刑法方面，继承唐代的“十恶”，将违背三纲五常的行为列为不可赦免之罪；同时又突出同罪异罚的等级制度，“尊卑有别”，尊长杀卑幼从轻，反之从重，主杀奴最多不过杖刑，反之凌迟。

再细一点，将视角看向基层，官府默许宗族用宗法处置族内纠纷，可用私刑，所以有时女子通奸之后被沉塘是理所当然，是有思想、制度两方面支持的。

而在某些方面规定更为特殊。

但这里只讲土地一点，明律《户律.田宅》明文规定，土地买卖需先问亲邻，亲邻不要方可外售，这里讲的是朱熹的“族田共守”原则。

这条规矩看着挺合理的，亲邻先买权从唐代就有雏形，在宋代制度化。它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通，维系了基层稳定，用砖家的话来说，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但请问它防止了他人强权侵占自己土地了吗？抑制了土地兼并了吗？

答案是没有，相反被豪强士绅利用，用低价强买土地，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之所以士绅能够低价强买，就在于外人在这样的礼法情形下购买、售出这种土地的成本极高，名为保护，实为打压。

俞鹤伦提到的义仓、义田，虽然明律鼓励不买卖，但现实情况下通常被管理者私吞典卖，至于管理者是什么人，反正不是贫苦百姓。

更为特别的是北方宗族势力弱，南方宗族势力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却在江南，天生的地理禀赋让人生羡。

在这样的礼法环境下，亲邻买卖权导致了土地的产权不清晰，抑制了资本积累。

而经世学派将私纳入公，打破了这种基层乡村体系，同时为商业买卖提供了理论依据。

俞鹤伦的讲法就是他们买卖河船是个商业行为，在当时的买卖情形下他们无法预知未来，作为天下中的一个小小个体，他们既无法保证买家买入后船只保值，也不期望船只升值。

这符合经世学派的观点，但不符合理学的观点，都察院在俞鹤伦揭开这个疤之后，判案就已经只能偃旗息鼓了。

但是理学之所以挑起事端，在于买卖三百石河船属于中等小富以上家庭才能掺合的买卖。而在这场风波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就是地方上的士绅，因为这帮家伙的榆木脑袋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这不是河船行业的简单价格波动，而是洗牌。

他们在遭受损失后，无法诉诸商业行为的有无违法，只能从维稳角度向朝堂诸公施压，期望于皇帝出于自身统治的角度支持他们。而胡之问为首的理学门人必须支持家乡士绅的行为，在朝堂发声，即使会挑起同经世学派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