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丽说：

“我所在的轮班有三四百人，就有一些不服管理的、吊儿郎当的、偷懒耍滑的、打架斗殴的、玩忽职守的、小病大养的落后员工。”

“那时候，大白天在文化宫和公园打扑克的青壮年一堆一堆的，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就因为这些人能拿到转劳保发的60%工资。”

“厂区厕所经常堵塞，都是有人拿棉纱刷饭盒、用棉布当草纸和卫生巾后，扔进下水道和马桶造成的。为躲避质量检查，有人把成匹的布剪断扔到厂房顶上……”

“公共澡堂规模很大，淋浴头有几十个，免费洗浴，经常有人洗完不关水阀，任水哗哗地流……去职工医院看病，想开啥药开啥药，吃不完就扔掉，甚至拿回老家给生病的家禽家畜吃。”

“有一个职工为蹭病假条，腋窝夹一个烤红薯……”

“夹烤红薯干嘛？”王博不解地问。

张艳丽解释：“把体温计插进烤红薯里，医生误以为他发高烧，就给他开病假条。持病假条休息不扣工资。你想不到吧？”

“是的，这么奇葩？”

“这样的种种浪费，”张艳丽说，“加一起相当于我们那家万人企业，一年中有三十三天没有生产！这是1990年的统计。”

这么严重？”

“那时候，”张艳丽接着说：

“也没少组织员工开会学习，下了班我经常家访谈心。厂里还有工会组织，专门维护员工权益，还救助困难家庭。”

“有一年按照上级要求，全厂分批分期进行了‘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教育，每批每期全脱产15天，历时一年多，才把全厂七千多名35岁以下青年员工培训完。本市另外六家纺织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培训。”

“效果如何？”王博问。

“张艳丽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

“没有一点效果，甚至在课堂上员工和讲课的老师顶上牛了。老师都是厂党政领导，非常有水平，口才很好，但大多员工都不认真听课。在一个教室，有人说‘别讲大道理，我就问问为啥上个月奖金这么低’，领导说‘因为你们没有干好’……”

“课堂立马炸了锅，有人把发的作业本撕下来做纸飞机扔到讲台上，有人敲桌子砸板凳，课就根本上不下去。”

“现在想想，那时的许多培训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其实管理没那么复杂，只要上级对下属有处罚开除的权利，奖罚分明，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政治工作。”

“比如现在咱仓库的美英，”张艳丽说，“你有印象吧？”

“有印象，”王博说，“那个大姐啥时候都很和气。”

“和气？”张艳丽冷笑，“从前在我们厂可不是善茬，谁都管不了她。一次在澡堂里与一个姑娘发生矛盾，硬是把人家推到暖气包上……那时都是气暖，凉水浇上去会嗞嗞冒热气响。现在她老实了，就因为漂亮姐妹随时可以砸她的饭碗。”

“现在我妹妹在管理上的简单粗暴，我是支持的。你要对她多理解。”

“多理解？”王博没听明白。

“老板压力大，”张艳丽说，“她想的最多的是让企业如何活下去，竞争太激烈了，不，是太惨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