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科举考试通过对儒家学说的选择、传播和强化，树立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信仰，帮助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们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

第三，科举考试所行“投牒自应”的报考政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人才评价标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促进了阶层的纵向流动”和政治职位的开放，扩大了封建社会的民主，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23]，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封建政府的政治秩序，调动了办学和求学、自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勤奋好学社会风尚的形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十万进士百万举人，其中不少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行政的良才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匠。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曾指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呆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后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

学者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25] 47

以上所举，仅就科举考试的积极作用而言，并非对科举功过的全面评价。至于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极为严重的，在此不细述。总之，科举考试是一剑双刃，其弊可尽力避免，却不可完全消除，世间任何一种考试制度莫不如此。

2.公选考试的时代价值

公选考试既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相对独立的领导人才测评制度。它的创建与推行较之中外历史和现行的同类考试制度，不仅性质、目的截然有别，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和全新的时代价值。

首先，能促进民主统一，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由于公选考试是以竞争为手段、择优为目的，所以它可通过测评内容、标准、方式、规程和测评结果的社会价值等，及时反映党的路线方针，国家意志的指向，使社会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先进思想，更能代表社会发展先进文化的主体价值观，更加符合时代进步水平和日益变化发展的国情和国际形势，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强化广大考生、整个领导干部队伍乃至全体国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导引后继领导人才和现实领导干部的进取方向，激励他们主动追求党和国家所倡导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保持个人发展取向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一致，促进政治文化的民主和统一，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

其次，能激活领导干部选任机制。“委任制”和“荐举委任制”，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干部选任的两种基本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委任制及荐举委任制越来越表现出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领导人才迫切需求的严重弊端:一是缺乏领导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二是缺乏领导人才的良性竞争机制;三是缺乏领导人才的科学鉴别机制;四是缺乏领导人才选拔任用的有效监督机制”[26] 49。近 20 年来，全国各地在试验和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实践中，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逐步引入领导干部的选任程序，其实际成效表明，这种领导干部选任机制的创新，已愈来愈显示出其时代价值:一方面，它有利于克服领导人才选任缺乏良性竞争机制和科学鉴别机制的弊端，切实扭转了原有领导干部选任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不相适应的局面;另一方面，把“公开考试”、“竞争择优”作为领导干部选任的机制，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了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27] 2，促使“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平衡照顾”等陈旧观念的更新，有效地防止了“拉关系、走后门”，“买官、跑官、要官”等干部选任上的不正之风。同时，领导干部选任实行公开考试、全面考察、竞争择优，可形成正确的领导干部选任导向，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适宜的氛围，从而“激发广大干部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增强干部励精图治、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形成自觉学习强素质，自加压力创实绩，自我约束树形象，自我价值勇实现的良好风气”[26] 9。因而有利于干部队伍生机与活力的增强，促进了广大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三，能拓宽识才视野和选才渠道，促进群贤毕至局面的形成。以统一考试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甄选领导干部，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大干部选任透明度，“防止权力异化，根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公选考试因其报考条件、测试规程、拟选拔职务等公开，凡符合报考条件、有志参与平等竞争者，都有报考应试的均等机会，所以可广开选才渠道，广纳社会英才，在扩大应考者数量的同时，提高选拔优秀人才的几率。再者，由于公选考试内容全面，且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测评方法多种并行，属于组合性的综合素质测评，能对应试者的身心素质水平进行多维度、多要素的检测，从而拓宽了识才的视野，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选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第四，能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严把“入口关”，保证所选之人必是能用之才，是公选考试的工作目标，也是公选考试的主要价值所在。公选考试不仅打破了“资历”、“身份”、“地域”等陈规，而且改变了“一考定取舍”的传统选才方法，采取分科测试、分级测评、逐级淘汰的方式进行人才甄选，各类人员各科各级的测评，均有较为客观明确的人才素质水平鉴别标准，从命题、施测到成绩评定亦有严密的程序控制。因而可较好防止各种与考试无关因素的干扰，应试者只能凭自身的才华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同时，对于经笔试、面试选出的优胜者，还要通过全面考察后，再由组织从中选取最佳人选予以任用。所以，公选考试是甄选领导干部的第一把“筛子”，其质量良窳，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知识结构、素质结构的优化，对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科举考试和公选考试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但又同属选官考试，因而两者在社会价值方面具有相同之处:一是强化国家意志，促进政局稳定及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二是促进人才流动，优化人才配置，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三是督导学习、敦促进取，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四是促进文化的选择、承传和发展，以及人类文化的整合与共享。所以，选官考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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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