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碧：自主招生，不存在有公平。)
(详见：GB/T 7714
郑若玲.自主招生公平问题探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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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玲.“自主招生公平问题探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2010):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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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玲.(2010).自主招生公平问题探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49-54.)
自主招生公平问题探析＊
郑若玲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当下有关高校招生改革的诸多话题中，自主招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其之所以被热议，是因为存在诸多的公平问题。不仅造成阶层、地域及城乡之间学生机会的差异，而且深受人情介入与侵扰。自主招生出现公平方面的问题，大致有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原因。治理当下自主招生的不公平，首要任务在于完善制度，而完善制度的首要方面在于公开透明。首重公平应成为自主招生最重要的改革原则，一切制度的设计都应首先围绕公平来进行。自主招生的公平问题为全社会所关注，对其不公平的治理也同样需要社会各界努力，外部力量应积极介入到改革的进程中。
关键词:高校自主招生;公平;统一高考;教育机会
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于2010年2月28日发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改革也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关注的热点。无论是《规划纲要》或是“两会”热点，高校招生制度都成为教育改革讨论的重中之重。而当下有关高校招生改革的诸多话题中，自主招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其之所以被热议，是因为存在诸多的公平问题。目前自主招生的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产生问题的原因何在?有何解决对策?这些都是亟需梳理与思考且关系到自主招生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问题
与统一高考招生方式相比，自主招生最大的突破在于自主权的扩大，高校从高考分数线的“地盘”上获得了一小块“自留地”，可以部分地“自主经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喜好挑选适合的生源，同时也使高校招生的途径更加多元。尽管目前的自主招生还处于“带着镣铐跳舞”的状态，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考分数线”这一“紧箍咒”。然而，招生自主权的获得付出了公平代价，不仅造成阶层、地域及城乡之间学生机会的差异，而且深受人情介入与侵扰。
其一，自主招生带来不同阶层之间学生机会的不公平。自主招生选拔更多的话语权掌握在优势阶层手中，使偏远农村地区或贫寒家庭子弟处于竞争的劣势，甚至可能剥夺他们参与竞争的机会。如今，自主招生的应试倾向初现端倪，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它的忧虑。随着教育部取消自主招生的比例限制，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把自主招生视为跻身名校的捷径，不惜为此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尽管高校一再强调自主招生考试“没有大纲、无需专门备考”，但丝毫不影响各种辅导班的门庭若市与红红火火。这些辅导班收费昂贵，有的班3小时培训课程开价1 800元，令人瞠目结舌;师资水平鱼龙混杂，甚至打着“高校命题教授亲自上课”的旗号来吸引“愿意上钩者”;辅导材料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各种“秘籍”、“宝典”、“真题”、“指南”大行其道，购者甚众。部分示范性高中也不甘落后，开设自主招生的针对性辅导班。家长对辅导培训热情高昂、出手大方，学生却疲于奔命、不堪重负[1]。这种应试倾向，显然也使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和偏远地区学生在自主招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二，自主招生带来不同地域及城乡之间学生机会的差异。自主招生名额投放的地域与学校差异，造成地域、城乡、学校之间的机会不公平[2](P26-28)。例如，2009年11月8日北大正式公布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推荐学校名单，上榜中学皆为都市名校，便有民众担忧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会永远被排除在这一选拔渠道之外”[3]。根据笔者对高校学生信息网“阳光高考”平台公布的2010年具有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资格考生名单的统计，获得重点高校录取资格的考生主要分布在教育与经济发达的东、中部，西部上榜考生寥寥无几。笔者特别统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5所东部地区重点大学生源来源数量分别位列前五位与后五位的省/区/市:北大的前五位分别是北京、江苏、浙江、上海、黑龙江，后五位分别是海南、青海、甘肃、贵州、云南;清华的前五位分别是北京、江苏、浙江、上海、湖南，后五位分别是青海、海南、宁夏、云南、内蒙古;复旦的前五位分别是上海、江苏、辽宁、山东、湖北，后五位分别是宁夏、青海、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同贵州);中大的前五位分别是广东、河南、湖南、山东、安徽(辽宁同安徽)，后五位分别是海南、宁夏、青海、新疆、天津;厦大的前五位分别是福建、山东、辽宁、江苏、浙江，后五位分别是宁夏、青海、四川、海南、甘肃(天津同甘肃)。统计表明，西部地区考生的录取机会大大少于东、中部地区，有些西部地区的录取人数甚至为零。
其三，自主招生因受人为因素干扰滋生腐败而造成不公平。我国高校在几十年的办学中始终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自主招生也不例外。随着高校自主招生权的扩大，各种腐败现象如金钱侵扰、权力介入等，容易在“自主”的环境中找到生存的空间。自主招考在抵御人情请托和特权干涉方面的能力要远低于全国统一考试。自主招生中的推荐成分，让人对曾经深受其害的高校招生制度忧心忡忡，担心自主招生会重蹈歪路，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等特殊政治时期的普通百姓，更是对学术以外因素介入带来的腐败与伤痛心有余悸[4]。
2009年11月，《中国青年报》对2 117名公众所做的关于自主招生的在线调查显示:66.7%的人认为“钱权交易不可避免”，56.78%的人认为“自主招生过程不够透明”，48.8%的人认为“对教育资源缺乏地区学生更不公平”，74.4%的人认为要提高招生录取过程的透明度，69.7%的人认为自主招生首先要保证公平公正、提高公信力，43.8%的人希望高考改革应该谨慎前行、避免伤及教育公平[5]。同月，新浪网就“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问题对13 000多名网友进行的调查也显示，七成的网友认为“实名推荐制对多数人不公平”，更有网友直言“信校长不如信考分”[3]。以上这些调查对象还只局限于能享受到网络资源的民众①，若将调查向以农民为主体的“沉默的大多数”铺开，质疑自主招生公平性的人数比例会更高。
无独有偶。我国台湾地区进行的旨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多元入学”改革也有类似的遭遇。2002年，台湾以“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取代了传统的大学联考。“新方案”中的“甄选”类，包括推荐甄选和申请入学两个途径，类似于大陆的自主招生环节。“甄选入学”在打破“一考定终身”弊端、强调选才标准多元化的同时，也给了高校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使考生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然而，甄选的公平性却备受质疑。和以往联考“以分取人、一试定江山”相比，“甄选只要通过简单的基本学力测验再参加面试，很可能产生关说、走后门、开假证明等情事……为了要让学生符合推荐条件，老师不得不替学生制造表现机会，最常见的做法是让学生轮流担任干部，让每个学生都有干部记录或是开服务时数证明。”[6](P153)更有人认为，“‘多元入学’的关说特权之盛，已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7]此外，由于才艺是大学甄试考核的重点之一，而民众普遍公认“才艺是钱堆出来的”，“多元入学”因此被讽为“多钱入学”。2002年5月台湾TVBS的民调显示，六成的家长对多元入学方案的公平性持质疑态度，七成的家长赞成恢复以往的联考制度[8]。
显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高校自主招生权的获得，其利弊得失还需细斟。自主招生改革的动机是想与刚性、单一的统考招生传统渠道相抗衡，尽量给予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并使招生渠道渐趋多元，出发点之良善毋庸置疑。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以及统考的明显优势，以个性和特色为旨归的自主招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上面的民调结果便是力证。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正是我们进行高考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忽听且须认真聆听的②。
二、原因
自主招生出现公平方面的问题，大致有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原因。
从经济上看，虽然在以往的统一高考竞争中，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竞争结果产生影响，但毕竟考试分数才是竞争的“硬通货”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经济窘困并不必然带来低分数。而自主招生由于“注重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能力考察、以实验为代表的动手能力考察、以口试为代表的表达能力考察”[9](P11-14)，加上要求考生到高校参加测试，使贫寒家庭子弟由于物质准备上的不足而处于竞争劣势。在平民百姓眼里，自主招生中看重的“技艺”与“能力”，是“用钱堆出来的”，贫困或农村家庭的孩子，琴弦没摸过，怎么去考级?模型没见过，怎么去动手?“能言善辩”也是靠见识与信息“熏陶”出来的，在资料缺乏、信息闭塞的农村落后地区，孩子们怎么去见多识广、如何能谈吐不凡?
事实上，自主招生试行伊始，便有学者指出这一改革有可能对公平选才造成严重冲击，因为经济原因已造成城市和发达地区学生录取比例明显提高，抑制了低收入阶层子女从高等教育获益的可能性。由于学费收入已成为高校经济的重要支柱，高校在考虑自主招生名额投放时，必然会受生源属地经济状况的影响，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学生录取比例因此小于经济更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同时，由于我国高校的奖、贷学金制度不健全，造成一批农家子弟无力上学或自动流失的现象加剧，从而使城市学生录取比例明显提高。再者，自主招生学校要求学生到校面试，因考试产生的往返食宿路费等经济、心理负担，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承受得起的。尽管如今许多高校为方便异地考生，在一些省会城市设立了考点，对于农村或偏远地区学生而言，到省会赶考的支出虽较远赴外省高校与考的费用少一些，但仍可能让不少贫寒子弟望“考”却步。
从文化上看，由于自主招生并非一种“标准刚性”的制度，极易困于人情，从而容易滋生腐败与不公。和高考其他改革一样，自主招生改革也深受传统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所牵制。就改革而言，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是表象、显性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则是深层、隐性的，而且，文化对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具有中介或折射作用。文化的沉潜性，使其影响常常为人们所忽视，而文化的弥散性，又使其影响绝不可小觑。文化作为一种恒常的制约因素，对改革往往具有深刻和本质的影响。历史有长短，文化有深浅。文化对改革的影响，主要受文化的历史积淀长短和深浅所左右。历史越长，积淀越深，文化的根基越厚，对改革的影响就越深厚和持久[10](P130-135)。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历史的文化大国，具有深厚的考试文化传统积淀，文化对于高考改革的影响既深且巨，“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传统文化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且无论是精华或糟粕，都在起作用，想要全面否定和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既不足取，也不可能”[11](P41-44)。
与西方契约社会不同，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人情社会，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至今未变。契约社会按契约与规矩办事，简单易行;人情社会则讲求“和为贵”，人情与关系常常超越规制成为办事的“幕后主宰”，“人情”不仅重于“国法”，甚至“大于天”，“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成为一种褒义的人生哲学。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简单的高校招生常常因人情困扰而复杂化，若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便难免走样变形。自主招生设立面试环节，由考官对考生当面进行直接的考核与交流，固然可以弥补统一高考“唯分数论”的不足，但也给人情介入提供了机会，诚如何怀宏在比较古代选举中“人对人”的荐选与“人对文”的考选之优劣时所论:“人对人的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才干;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12](P93)
高考在我国是一种高利害竞争性考试，由于其成败直接关乎考生个人前途乃至家族命运，考上理想的大学几乎成为每位考生及其家长的最大冀望，强烈的上学动机促使人们竭尽心机，寻找一切可能的“人情突破口”，愈演愈烈的人情关系风让高校深感“不好招架”，乃至香港中文大学等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也不得不取消面试环节，仅依据高考成绩录取。自主招生的人情介入，为“渗水”、造假等疏通了渠道，学校与家长对推荐材料联合造假，成绩单、获奖证书、个人专著、科技发明注水严重，家庭有关系和背景的学生钻空子，学生冒充校长签名推荐书，获奖证书改名，成绩单“移花接木”、摇身一变成尖子生……频频出现的“造假门”令高校十分头疼[13]，也使自主招生从一开始便广受争议，其“黑幕”屡见报端，公众将自主招生与“走后门”、“托关系”、“暗箱操作”、“猫儿腻”画上等号[14]，严重损害了招生的公平性。早在宋代，苏轼在反对设立“德行科”取士时，便精辟地指出其易流于作弊不可行的原因:“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15](P724)古今境况如出一辙，足以表明文化影响的力量之大。
从制度上看，目前自主招生在命题、施测、评卷、录取标准等技术环节，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缺陷，容易导致它被腐败不公等负面消极因素侵扰。目前，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学校的自主考试实行校际联合命题外，其余高校仍自主命题，与全国命题相比，自主命题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均处于劣势，命题质量(包括试题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等)势必受到影响，而命题质量的高下，又关系到考试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从而间接影响考试的公平性。在施测和评卷环节，也同样存在严密性、科学性及公平性等问题。例如，针对2006年复旦自主招生面试所出的“神仙题”(指无固定答案、不用任何准备的“自圆其说”题)评分的主观性太强，以及一位不知山东省会为何地，反而以“我一直偏好理科，对这些文科知识平时没有怎么关注”为由理直气壮“狡辩”的考生却通过了面试的典型事例等，不少人对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自主招生旨在测评考生的素质及创新能力，但实际测试中却出现诸如“说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名字”之类的知识性考题，测不出考生的创新能力，因为“任何有标准答案的试题本质上都不是创新型的”[16](P27-29)。从录取标准上看，如前所述，高校据以评判和衡量学生的重要标准如“棋琴书画”、实验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各种技能获奖证书等，无一不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文化或社会资本密切相关，这样的标准对那些钱权皆无的底层家庭子女，无异于间接剥夺其竞争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三、对策
在我国实行了几十年“大一统”高考的背景下，自主招生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象征之一，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自主招生是高校作为相对独立的法人行使法律所赋予、以往却被政府所掌控的“公共权力”的一种行为。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公法人，在招生活动中应当具有一定的“招生自由裁量权”，即“高校在法律与规章制度授权和许可的范围内，基于合理选拔人才的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自己认为正确、恰当的行为的权力”[17](P74-76)。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教育和人口大国，以多元化的标准选拔多样化的人才，也是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因此，无论从高校行使办学自主权或是教育国情来看，自主招生改革都有其必要性。
客观地说，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权提升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缓慢的，只是给高校在高考分数线的“地盘”上“腾出”一小块极为有限的自主空间，相当于“带着镣铐跳舞”，并未触及自主招生的本质，既与高校在面对适应社会需求和符合办学规律的双重压力下所需要的自主办学空间极不相称，也与欧美等国家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自主招生相去甚远。然而，由于我国实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包括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在内的许多教育改革，常常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自主招生也同样如此。自主招生在目前受制于统一高考的前提下，尚且出现这么多漏洞，存在这么多“黑幕”，一旦摆脱高考分数线的束缚，其失控状态可想而知。可见，在自主招生的改革进程中，权力与公平之间难免一场“生死较量”。前者尊“科学、自治”为圭臬，为高校所力求;后者奉“合情、合理”为法宝，以民众为拥趸。自主招生的权力实为一把利弊皆锋的“双刃剑”，用得好，则可以力促高考改革的科学化进程;用不好，则可能助长高考改革的腐败与不公。自主招生的权力与公平本非水火不容，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的保障与透明机制的监督，二者常常处于“非合作博弈”状态。如何兴利除弊，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与透明机制，使自主招生的权力与公平变成“合作博弈”的关系，得到互利双赢的结果，是改革的当务之急[18]。
治理当下自主招生的不公平，首要任务在于完善制度，因经济和文化等因素造成的自主招生的不公平，也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矫治、消减甚至消除。而完善制度的首要方面在于公开透明。不仅自主招生政策要完全透明公开，而且其实施过程及结果也应完全呈现在“阳光”下，置于舆论监督中。只有如此，自主招生的“渗水”、造假、“黑幕”、“暗箱”等种种丑态才无法存活，人情、钱权等因素才难以介入，腐败自然也难以滋生。当下许多高校对其自主招生过程三缄其口，对招收对象的家庭背景讳莫如深，不仅使人情、腐败等因素借机入侵，而且使其公信大失。却不知，“盖子”捂得越紧，危机变得越深。
首重公平应成为自主招生最重要的改革原则，一切制度的设计都应首先围绕公平来进行。在自主招生的规模上，由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源配置不甚合理、社会结构差距不断扩大，不同阶层、地域和城乡的学生在经济和教育条件上差距甚大，在自主招生中无法平等竞争，自主招生面临的社会质疑较多，社会认同度较低，因此，试点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都应严格控制，不宜急速扩大。对于那些违规招生的高校，应给予其减少自主招生规模甚至暂停招生等惩处。在招生名额的分配上，应适当向中、西部及农村地区倾斜，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招生名额分配倾斜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弱势地区的政策宣传和对弱势阶层的招生帮扶，以扩大自主招生在弱势地区和弱势阶层中的影响力，增强其学生的信心与竞争力。如美国哈佛大学为鼓励和帮助处于劣势的少数族裔申请入学，便专门设立了“少数族裔录取项目”(Ue Mi Program)，力图帮助少数族裔学生获得各种申请信息，增加申请的自信心等。在招生标准的制定上，不能仅局限于学业表现或“棋琴书画”等与家庭文化、教育或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因素，而应更加多元与开放，学生的勤奋、毅力、坚韧、勇敢、热情、善良、乐观、助人、孝敬等优良个性或品德，都应纳入评量或考核的范围。对于学生的学业或能力表现，也不能一概而论或进行绝对比较，而应置于其所具有的教育条件或家庭背景中相对而论，例如，同样甚至稍弱的学业或能力表现，教育或家庭条件较弱的学生，其表现中的“含金量”相对而言显然更高;对于外语教育条件有着天壤之别的城乡孩子，进行外语口语的比试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城乡孩子由于各有所长，擅长建模、演讲或琴棋书画的城市孩子与擅长农活、熟悉和热爱大自然的心灵手巧的农村孩子，其能力或素质其实是无所谓高下之分的，以往的自主招生之所以城市孩子占据绝对优势，是因为招生标准的制定明显带有偏向城市的价值或文化偏向，对于农村考生显然不利。在面试考点的布局上，应改变现在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方便城市考生的局面，将考点下移至地市甚至县级城市，以方便农村或偏远地区考生就近与考。
自主招生的公平问题为全社会所关注，对其不公平的治理也同样需要社会各界努力，外部力量应积极介入到改革的进程中，仅靠高校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有效解决的——尽管它应担当起最主要的完善制度与操作程序的责任。对此，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是加强监管，密切关注改革的动态与问题，适时适度予以管理和引导，并加大对造假、违规等不良行为的惩处力度;民间力量尤其是新闻媒体须积极参与，发挥有效的监督与舆论作用;与改革紧密相关的中学，则应确保所提供的反映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评价材料公正客观、真实有效。当然，外部力量有效参与的前提，是自主招生政策、过程及结果的透明化。只有在以更加科学的统一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基准、舆论监督体系更加完善与透明、多样化与公平性相互兼顾的前提下，自主招生的公平性才能日臻提高，其选才功效也才能实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