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必然腐败，毫无疑问！)
{详见GB/T 7714
秦春华.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由来与意义[J].中国考试， 2017，(4):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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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春华.“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由来与意义.“中国考试 4(2017):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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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春华.(2017).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由来与意义.中国考试(4)， 14-17.}
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由来与意义
秦春华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从当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高考改革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出发，还原了当初北京大学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基本考虑。作为我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项探索，“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并有效提升了高校不依赖于唯一分数录取学生的专业能力。
关键词：恢复高考；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北京大学探索本科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标志性政策。在面向社会公示的前提下，由中学校长实名向北京大学推荐优秀学生，这一设想最早由时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提出。2009年10月，笔者接任北京大学招办主任后，开始在全国13个省市的39所中学进行试点；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后，这一政策演化为目前的“博雅人才培养计划”。继北京大学实施“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后，清华大学推出“领军计划”，复旦大学推出“望道计划”，上海交通大学推出“思源计划”，北京师范大学推出“攀登计划”等类似的自主招生政策。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学校长向大学推荐学生，是世界上许多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招生的通行做法，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形式的变化。这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1834年后，德国大学开始接受由中学推荐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有Abitur（德国中学毕业考试）成绩而无需参加考试就可以入学[1]17。在美国，1870年，深受德国大学教育影响的密歇根大学代理校长Henry S.Frieze借鉴这一制度，放弃了传统的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学生的办法，开始实行全新的招生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全美具备资质的中学校长可以向密歇根大学招生办公室提交关于学生达到大学入学标准的证明，“拥有这些证明的学生可以自动成为大学的新生”[1]15。尽管意识到此举可能存在着一定风险，但是，与“选拔学生的高效率、推动教育发展、提升学术水平和保持生源稳定”等巨大收益相比，密歇根大学“甘愿冒此风险”[1]16。以“证明”（Certificate）为标志的密歇根大学的招生改革引起了其他大学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这一制度的价值并陆续跟进，最终使其成为全美大多数大学普遍采用的招生方式[1]16。
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自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以来，社会上就对其争议不断。2009年10月，实施方案在北京大学招生网上一发布，社会舆论反应强烈。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它引爆了公众和媒体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成为当年教育十大新闻之一，其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娱乐新闻。在百度上搜索“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可以找到约40.8万篇新闻。
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一场变革，还是北京大学玩的一个旨在“掐尖”的把戏？是想把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还是给中学校长开了一道可以腐败的“方便之门”？是想推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还是把招生考试制度引入混乱？所有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找到影子。
2009年，当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时候，中国恢复高考已经30多年，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也进入到第7个年头。以高考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唯一录取依据的僵化性弊端显露无疑，“高考指挥棒”对中学基础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多方不满。尤其在与美国教育体系做对比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识到，目前中国教育环境下的学生创造力低下、创新精神缺失、身体素质弱化、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的理想抱负，等等，这些似乎都与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本来应当是从容的、享受的、幸福的——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言都是如此——但现在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社会群体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学紧盯着“北清率”①等数量化评价指标而组织开展教学；家长拼命把孩子塞进“超级中学”和各类培训班；学生则苦不堪言，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再快乐；大学教授发现录取进来的学生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正常的教学培养很难组织；高考命题人员绞尽脑汁，每年考后却褒贬不一。教育主管部门希望改革，但兹事体大，投鼠忌器，实质性的步伐很难轻易启动。唯一开心的是各类培训机构，它们获得了历史上的最快发展，甚至可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脚投票”，直接去国外接受教育，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少年留学潮”。国外大学也纷纷抢滩中国，直接招收本科学生。对于这些现状，人们感到焦虑，却又似乎无能为力。中国的教育问题仿佛紧紧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往往“按下葫芦起了瓢”，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引发了更多的问题。难怪有人慨叹：教育改革，有些改了还不如不改。
为了逐步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2003年春季，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进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2]。然而，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由于各高校普遍采用了“高考前测试，高考后加分”的模式，使得自主选拔录取工作越来越偏离初衷，不仅没有起到“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的作用，反而异化为各高校提前圈定甚至争夺生源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自主选拔录取中，它所内生的公平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人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然而，如果引入英美大学“申请审核制”的招生方式，人们又担心在中国现实国情下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加剧招生腐败，特别是在高考已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根底线”的社会舆论下更是如此。
北京大学招生自身也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学院和教授对于录取的一些学生并不满意。相当多的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当初之所以填报这个专业，要么是因为家长和老师觉得这个专业好，要么是因为高考分数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线按分排队只能分到这个专业，要么是为了上北京大学而被迫调剂到某个专业，很少有学生能够在高考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只会做题和考试，学生最关心的是考试和分数，缺乏探究真理的兴趣以及独立发现、探索问题的能力；知识面狭窄，独立阅读少；偏听偏信，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辩式思维；学习被动，不喜欢提出问题并且很少追问；很难与老师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学一年级新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走进大学校门。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缺乏准备的他们往往茫然不知所措。许多人寄希望于大学的“补习”。然而，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和个人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大学能否在短期内有效扭转上述亏欠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事实上，这些“沉重债务”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压抑了学生的自主探索意愿；学习的功利心理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老师勤于代替学生阅读、思考、总结和复习，却疏于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性的学习，或者只有形式上的鼓励，而缺乏实质性的指导。这些做法可能对于迅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而言效率很高，却并没有同样高效率地促进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探索能力，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中学教师群体的知识面普遍偏窄，教学过程中往往囿于教学大纲或标准答案，忽视对学生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现、引导和培养；再加上对学科前沿了解较少，因此缺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手段，更多诉诸纪律手段来实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