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老龄化背景下全球人口健康发展应立足各国人口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健康现状，建立健全相关医疗卫生保健制度，促进医疗资源与卫生保健服务的全球公平配置，逐步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国家之间人均医疗资源占有及人口健康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动全球人口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全球老龄健康公平。
其次，构建全球共享的老年医疗保障协同发展机制。以降低老龄贫困人口死亡率为切入点，逐步缩小发展程度不同国家老龄人口死亡率的差距，并从整体上降低全球老龄人口死亡率，有效延长老年健康余寿。为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要在建立与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确保老年人各项权益特别是医疗保障权的优先性。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肩负起老龄健康国际互助的道德重任，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重要协调机构，构建老年医疗保障的全球协同发展机制，促进老龄人口尤其是老龄贫困人群优先享受基本医疗资源与卫生保健服务的良好发展态势，逐步缩小各国老龄人口健康风险梯度。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应多渠道开展卫生技术合作，不断提高全球人口卫生保健水平与平均预期寿命。《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将“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可能的最高水平的健康”作为宗旨。《阿拉木图宣言》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全球卫生战略目标，如今已在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实现老龄健康公平的主要问题是医疗保障制度与卫生保健体系的升级及其代际共享。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来说，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任重道远。这正是当前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呈现出较大差距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是各国政府进行卫生技术合作的一个突破口。
《阿拉木图宣言》指出，“人民健康状态，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现存的严重不平等，在政治上、社会上及经济上是不能接受的，从而是所有国家关心所在。”政府是公民健康的责任主体，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各国医疗卫生建设和加强人口健康发展合作方面起着桥梁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人民达到基于富裕生活的健康水平，并不断推进健康公平，是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重要发展目标。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它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略之一，“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15]（P39）。《阿拉木图宣言》强调：“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全民健康都将直接作用于并有助于其他国家，因而，所有国家都应本着协同共事精神进行合作。”不同国家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卫生保健合作以及全球范围的健康资源合理调配是提高全球人口预期寿命，从而提升全球人口健康水平并促进老龄健康公平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P46）我国传统中医药学蕴含着丰富的医养文化资源，为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最后，促进代际健康机会公平与代内健康结果公平。
代际健康机会公平是指老龄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一样对基本医疗资源和卫生保健服务具有相同的可及性。医疗资源能否在代际间实现公正分配，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老龄健康公平，也直接影响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分配正义视角下老龄健康公平的实现，关键在于各国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部分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的福祉状况在近几十年来得到较为迅速的改变，他们“成为经济上非弱势的人口群体，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16]（P165-166）。克林顿政府曾在1993年医疗改革草案中专门强调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问题。2010年美国政府对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是儿童的五倍[17]（P146）。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医疗保险制度为实现老龄健康公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减少成人前的死亡与减少老龄人口的死亡如何有效统一起来，是医疗资源分配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矛盾，也是实现代际健康机会公平需要权衡的问题。减少成人前的死亡虽应优先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避免或减少老龄人口死亡时，医疗服务应该“放松努力”[1]（P4）。若仅为提高“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而放松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救治与卫生保健服务，不仅不能增进寿命平等与健康公平，反而有悖生命至上与全力救治的医学伦理原则，对代际健康公平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因此，医疗资源的代际共享是促进老龄健康公平和代际健康公平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医疗制度改革稳步推进，老龄人口健康状况整体上处于良性态势，老年余寿增加，老龄健康公平性逐步提高。然而，由老龄歧视引发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现象不容忽视。消除年龄歧视，培育正确的老年价值观，是实现老龄健康公平的观念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15]（P38），“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5]（P39），为提高老龄人口健康水平和推进老龄健康公平指明了方向。《维也纳国际老龄行动计划》指出：“尊重和照顾年长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化中的少数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存的动力同社会求存的动力之间的一种基本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人种的生存和进步。”[13]（P319）“对老龄问题和年长者的政策是与整个社会都密切有关的重要问题，而不仅仅是照顾少数弱者的问题。因此，需要采取全面的预防政策。”[13]（P321）不断完善各项分配制度，促进医疗资源和卫生保健服务的代际分配公正，是实现代际健康机会公平和老龄健康公平的根本途径。
所谓代内健康结果公平，指不同经济水平老年人在自评健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健康期望寿命等主要健康指标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各国老龄人口在上述各项健康指标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本文主要分析我国老龄人口代内健康结果的公平性。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不同经济水平的老年人健康不公平状况客观存在，具体体现在经济水平较低的老年人自评健康不良、ADL受损率较高；且经济水平较低的老年人4周应就诊未就诊率、应住院未住院率均较高[18]。这表明：经济水平对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人往往不能及时就诊、住院，不能获得所需的基本医疗资源与卫生保健服务。而经济条件较好、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健康意识更强，他们更有经济能力有病早治、无病早防，能够较好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并更有能力支付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老龄健康不公平现象，这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医疗保障、居住环境等总体上好于农村老年人，其整体健康状况也比农村老年人要好。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中部其次，西部最次；相应地，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东部最好、西部最差、中部居中。老龄健康不公平还体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不同程度地面临身体健康问题，而老龄女性健康状况各项指标均比男性要差[19]。所以，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与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在代际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男女性别之间的合理配置，并向农村落后地区、西部偏远地区及高龄女性适度倾斜，是有效化解当前我国老龄健康不公平问题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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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喜珍，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西老龄伦理比论”（14FZX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