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与科举地域研究相关论文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编审的《明代山东状元考》、北京东城区图书馆师毅的《千年科举与五朝古都——〈北京科举地理〉文学脚本》与宁波教育博物馆孙国华副馆长的《明代科举制与“科举金三县”述评》等。
关于科举家族研究，包括江苏盐城师院许友根教授《科举家族研究：意义、概念、内容—以唐代科举家族研究为中心》、徽州文化博物馆倪清华副馆长《徽州第一科举世家——歙县雄村曹氏研究》及淮北师大沈硕垚《科举家族的近代转型——以东至周氏家族为中心》，沈文介绍了周家如何绵延百年未衰，由科举而实业而学术，实是科举家族的典型与转型代表。
四、科举文物与文化
科举时代留存的大量文物，值得今人保存、研究与思考。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的大会主旨发言《江南贡院的保存与演变》，详述了苏皖分闱动议到保留两省合闱的历史，以及民国时期至今江苏与南京官民对贡院保存的用心，使得明远楼留住消逝的文明，成为科举文化的代表性符号。苏州碑刻博物馆孙庆副馆长《从苏州文庙府学碑刻探苏州科举之盛》则就现存碑刻介绍与阐述苏州科举兴盛之因。天津大学程伟讲师《清代河南贡院的修建及其经费探究》则从史料梳理了较少人关注的河南贡院修建历程与经费使用情况。
科举考试相关活动亦与文化形成相互影响。闽江学院毛晓阳教授《以公益求公平：清代州县考棚述论》介绍了科考最低级别的考试场所，作为科举宾兴公益设施，其出现代表着社会大众对科举制度的“公平追求”，这种公益精神值得今人关注。云南师大刘明坤副教授《明清云南白族“本主”文化与科举探析》介绍了云南白族“本主”文化，以及其在与儒释道融合后，对于科举观念乃至于行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黄明光教授《科举博物馆兴起原因、共同点及积极作用分析》，及唐山师范学院冯用军副教授《再论科举文化遗产申遗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二文对科举遗产的保护与推广，都有着现实性的分析与建议。
五、科举与教育考试
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也是把双刃剑，科举考试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奋发自学的教育观，但也使得教育沦为科举附庸，但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在大会主旨发言《科举与教育》一文则指出，后者的看法是将官学与私学划入今人所谓的“教育系统”并以此视角研究之，可能并未“同情地理解”古人的教育观念，若从此观点反思，可能会对既有的教育史研究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科举与书院也是考试与教育的重要议题。厦门大学钱建状教授《南宋书院之复兴及与科举之关系》论述了南宋时期科举与书院互动的多面性及其原因。厦门大学戴美玲博士生《“圣贤之学”、“致用之学”与“科举之学”——以南京钟山书院为中心》介绍了清代钟山书院如何有机地结合此“三学”，以期对现在国学书院建设有所启示。
晚近以来的科举革废对教育也有重大影响，如徐州圣旨博物馆周庆明馆长《论科举功名证书颁发原因、类型及意义》。杭州师大刘希伟副教授《中国近代博士学位制度探索历程及失败原因考论——从科举学位说谈起》，则详述了清末到民国学位制度的变化及其原因，而中研院与考试院的矛盾也使得民国时期博士学位制度探索失败的主因。
科举与当今高考有三篇论文。原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主任《从废科举到恢复高考——现代化视野下的科举与考试变迁》梳理了清末废科举的意义与文革废高考后面的意识形态，并指出高考的本质是社会分工下的人才选拔，应着重研究考试文化。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科举学与高考改革》从五个方面指出科举可为高考立法提供启示，而科举僵化与过度追求信度也可提供高考深刻的历史教训。陕西师大田建荣教授《科举考试的分合演变及其现代走向》则从“分合”角度纵述了隋唐到现代高考，并从中分析其历史原因与现代价值，期望在分合之间掌握考试发展规律，建立起人才选拔的平衡机制。这对当前招生考试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科举人物研究
科举人物研究往往能反映科举对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人心的影响。如上海嘉定博物馆林介宇《状元秦大成家世、仕宦生涯与交游述略》。台湾东吴大学连文萍副教授《一甲不预，则望馆选──晚明进士王肯堂的科名与馆课》则透过各类文献考察王肯堂的应考心态、馆选与进学经历，照会当时馆阁人际与生态，及当世的科举世态与馆阁文化。日本福冈大学鹤成久章《朱之瑜口中的中国科举制度》顺着朱舜水的人生经历与相关史料，开展了其口中的明代科举制度，及其在江户儒学史上的功绩。北京大学讲师，也是蔡元培先生的孙女蔡磊砢，其《蔡元培的科举之路》亦透过蔡元培自述中的科举经历和大量家藏科举考卷以及相关史料，期望以此个案揭示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各个侧面。
天津考试院李占伦研究员《积薪已燃，狐鼠犹争窟穴：秦淮壬寅秋闱的后科举风景》或可看作是集体的科举人物研究，其透过公奴《金陵卖书记》近乎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描述了中国近代转型大潮中知识分子心理焦虑与各种样态。
七、其他科举研究
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余来明教授《科举学与文学史》指出，中国古代并无与现代文学史书写对等的“文学”观念，而是与政治、文化、制度等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从科举角度切入解读宋元以降文学史中的某些现象，对理解和建构文学史的多面性和丰富性，以及中国文学历史的民族话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明代唐宋派为例，说明由科举角度切入是深入理解文学史现象的有效途径。台湾明志科技大学蒲彦光副教授《试析《夕堂永日绪论》之经义观点》则以王船山作为思想家的身分为例，说明理学家如何评论及书写经义文（八股文），而船山所反对的正好是明代的唐宋派，并且自己建构了不同的八股文评选标准，此书也令人深思八股文与宋明理学的内在纠结。这两篇文章各自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视野。
科举与女性。科举虽说只有男性方可应考，但对帝制时期的中国女性亦有所影响。闽南师大宋巧燕教授《《红楼梦》中女性教育与科举关系探析》认为，《红楼梦》客观反映了清代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教育背景。女性教育虽呈现去科举化的文学追求，但却与科举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福建莆田学院方芳副教授《《清代朱卷集成》进士履历中女性的婚配》则发现，科举家族间的联姻，除了注重仕宦等级和功名等级这些以男性为主导的大特性外，还有更为细腻的原因，就是也看重女性个人的才德，而目不识丁的寒门女性几乎不可能成为科举家族的正室。
科举学研究。厦门大学陈兴德副教授《科举评价的方法论初探》一文认为，科举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导致了科举评价的碎片化与片面性，因此必须在科举评价的方法论方面有新的思考与突破。文章透过将科举制度与前科举、后科举时代的比较中，指出科举评价应从“大历史”的立场，体现“长时段”、“大范围”“多层次”。
前科举时代相关研究。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刘劭人才品鉴思想评析》指出，《人物志》对后代人才选拔和培养曾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介绍了刘劭关于人物品鉴的原则与方法，及其思想来源、内容及历史价值。
科举制度横亘中国一千三百多年，作为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和东亚历史上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进程着实有重要贡献。正如刘海峰教授在闭幕式上所作的大会总结中所说的，本次会议可以用张载著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形容，在当前文化复兴、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潮流中，科举学研究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与远大发展前程。本次科举学会议的研讨为此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会议。
（责任编辑：王伟宜）
作者简介：蔡正道，男，台湾台北人，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书院文化、品德教育（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