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考试
2016年第5期
科举学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
——以《科举学导论》为讨论基点
蔡正道
摘要：文章以《科举学导论》一书为中心，讨论科举制度与科举学对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科举制度横亘中国1300多年，作为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判断。虽然科举制度已经革废110余年，但笔者认为其中仍有许多智慧，无论是在自身文化的认识上，或在文化复兴或文化自信上，甚至在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上，科举学的研究都有其时代意义与价值。本文希望藉由科举制度与科举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有不同面向的理解，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用。
关键词：科举学；传统文化；《科举学导论》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与地位日渐提升，许多人将之视为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现象，进而提出了诸如“文化复兴”或“文化自信”等口号，期许中国能成为一“文化大国”。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务之急只能是“文化复健”，〔1〕还远谈不上“文化复兴”。事实上，不管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个人生命安顿上，当前都需要一套能与自身传统连贯，并与当前时代结合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许在这一点上，科举制度作为传统中华文明的整合“支柱”，有着可供吾人思考此一问题的意义与养分，而这也是“科举学”在今日的时代意义之一。职是之故，笔者回顾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海峰先生的大著《科举学导论》，以期从中思考这一问题。由于本文只是笔者思考此问题的起点，许多观点尚不深入，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所以选择《科举学导论》一书，是由于该书将涉及了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的“科举制度”，做了分门别类、提纲挈领且深入的分析介绍，至今仍是认识与理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同样一门学问，当放置在不同时代脉络，不同知识系谱与不同问题意识时，便能呈现出不同的解读与诠释，予人有不同的启发意义，但无论如何诠释，总不能离开对这门学问最基本的认识，而笔者以为，对科举制度与科举学最基础且全面的认识，莫过于《科举学导论》一书，因此本文以此书作为讨论基点。
二、科举学对传统文化学科与课程的意义
在该书的第一章与第二章中，各有一个重要概
念的讨论，即学科与专学的问题，和大科举观的提出，而这两个问题又是息息相关。我们知道，传统学问是不分家的，然而若按照近代以来的西方分科传统，一个学科所以能成立，必须在认识论、方法论与研究法上有所立足，这其实也是传统学问在西风东渐后遭遇的难题之一。从近代教育史来看，当以西方学科分类为主的建制在高等学校实行后，传统学问便在其中找不到位置，格格不入，这也是清华国学院办了四届就办不下去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国学”，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是重迭的，而其范围又难以明确划定界线。
那么，“科举学”的提出对此有什么意义呢？正如书中所言，“科举学是要将科举的各方面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加以研究。科举是一个整体，科举学是从总任务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或专门领域。它的任务是把各个不同学科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2〕
而科举制又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可以说，透过研究科举，可以将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等方方面面结合起来。换句话说，现代西方学科专长在“分”，而中国传统学问优势在“合”，利用科举研究，将各西方文化所擅长的学科分析结合进科举制度的研究中，形成我们对自身文化与文明更进一步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大科举观的重要意义，也是古人留给我们重要的宝藏。
其实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过去的学科分类亦面临着挑战，未来对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强调“跨界整合”、“科际整合”的能力，这也是近年来西方高校改革的方向，譬如西方国家的“学程”（tration、ajor，各校名称不同），“学程及科系之间，呈现复杂的网状协力关系，也就是一种多对多的关系─每个科系都参与多个学程的课程经营，每个学程的课程授课老师都来自好几个科系。例如，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程，就是由物质科学院（如化学系）、生物科学院（如药学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如科学哲学）、临床医学院（如神经科学）等各学院、各科系的教授共同经营、分头授课。”〔3〕而笔者以为，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与整合型学科，从此作为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起点，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三、科举制度的历史
（一）科举制度的起点
那么，什么是科举制度呢？“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4〕作为国家选官系统，一般所理解的科举不是突然有之，而是经历一个长期的实验与设计后逐步形成，因此探讨科举前的选官系统及其“开始”的时点相当重要。
中国古代的“选举”可以从三个概念作探讨，分别是察举、贡举、科举。始于西汉的“察举”所以是广义科举，是因为已有了“分科考试”这个科举考试的特征，而其与“狭义”科举的本质区别则在“是否能让天下士人共同参与、公平竞争。”如果按照这两个概念，可以说，狭义科举的萌芽始于两晋南北朝。
狭义科举制以前的选官制度，称为“贡举”。贡举是指地方向中央推荐的常科，约略等同于察举或广义的科举。而三者的意涵不同处在于，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则主要依靠考试。根据下比例尺，可以看出在贡举时代与科举时代重迭了六百余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清以后人们将科举的概念回溯到了隋代。需进一步追问的是，何以后人要追溯到隋呢？毕竟当时人已用了“贡举”这个概念来指称已有的选官制度，最主要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科，始于隋炀帝。
厘清上述科举制的发展，还不能解决其“起点”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是否以进士科设立作为科举时代的起点”，以及“在同意以进士科作为科举时代起点的前提下，追问进士科的设立时间：隋文帝抑或隋炀帝？”
虽然明清以降，皆认为科举时代的开始时间为隋炀帝创设进士，然对近代学者而言，这个定义未必能完全相应其对于“科举”概念的各种讨论，必须在一个严格定义下的“科举”起点，才能展开与这个制度相交融的各种“中国”样态，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文化的等等。也因此有学者欲将“科举
制”严格定义为：是朝廷开科取士、且士人自由报考，与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官制度。
然而这样“三位一体”的复合式概念，对我们拿到历史中使用时，便会发现它失去了对历史现实的观照，毕竟科举制是历史产物，任何对其的讨论也都要放到历史中对话，然而历史现象的复杂与渐进，是很难用哲学概念一刀切的，譬如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时间点是这三组综合概念的开头，而以前的科举制度都无法同时满足此三项要件，毕竟历史有时也可能折返（譬如宋徽宗崇宁三年），未必完全能符合严格的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不能只考虑到哲学上对概念的周延、互斥要求，还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承传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真能在历史上找到那一个科举制的“起点”，那也与明清以来的认知不符，在史料处理上使否会造成混乱？是否真有必要推翻明清以降的所认知的起点，另辟蹊径？或许将科举制的定义、特性和起始分开看待，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至于是否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主要原因在于有史料载“房玄龄是进士出身”，但当我们知道宋人将唐人所称之秀才改称进士（因为秀才一词在唐宋有着截然不同之意），就不至于以为“发现新大陆”，是隋文帝创设进士科了。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史料都称“炀帝始建进士”，而没有关于文帝和进士科相关记载，这些“消极性史料”都在在说明了是进士科创建者是隋炀帝。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在厘清了科举制度的起点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科举是怎么练成的”这个核心问题上。科举制的“壮大”并非“一帆风顺”，从隋唐到明清，一共经历了六次存废的大规模辩论，前两次在唐朝，主要针对考试内容而争，即诗赋为主抑或经义为主。要知道，六经在汉代以前，即取得了“圣典”的地位，也只有六经才能入太学〔5〕。但“唐高宗时进士加试诗赋以后，许多应考学子皆诵当代的诗赋，很少去读六经、三史之类的典籍”，〔6〕而“南北朝多文华，所以不治”，诚然，南北朝之不治是否仅因“文华”问题，抑或有诸如“门第”等其他问题，暂且不论，然在经术科出身的官员来看，重诗赋而轻经义已经是“走偏了”，尤其他们多攻击进士科出身者“多浮薄”，两者结合的形象便成了其所以欲停罢进士科的原因。
其实在争论考试内容与方法的问题底下，可以看到几种价值之争，也可以观察到价值之间的亲和性，如传统（经义）与现代（诗赋）之争、古文与骈文之争、治国人才选择之争：厚重沉稳抑或聪明浮薄，甚至是所谓的“儒法”之争。这当然不是说选择了公平客观的考试方式便是所谓的“法家”，而是相较于科举，“人对人”的察举制“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7〕也因此可以看到，不管是唐代宗抑或宋徽宗朝，都有想要加入甚至回到察举制的努力，在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然而欲在统一帝国内用此法，恐不能行，也因此最终都以失败收场，而且可以观察到，制度愈来愈向“冷冰冰”甚至“死板”的“公平公正”靠拢（如考诗赋或八股文的考试内容，锁院、回避、糊名与誊录这种去掉人的因素的考试方法），这是因为科举制的实质就是“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离“公平”标准愈远的价值观，都将被淘汰。这对“考试”而言是好事，但一旦放大到国家社会，乃至于更多元化的发展时，就未必了，只不过这已经不是“科举制”本身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次的争论在“特别喜爱改革”的宋朝。除了有前述的内容之争外，还争论了南北地域与学校科举。不管是试错抑或成功的改革，都使科举制度在北宋更加完备，“经过北宋的发展，科举制已成为中国社会上举足轻重的选士制度。”王安石改革罢去明经诸科，并使进士科只试经义、策问，加上几位古文健将的努力，在历经几次的斗争反复后，终于使得“古文取代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以古文为贵，策问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北宋的地位已上升至“经”的位置，“元祐二年更科场法……《论语》和《孟子》义各一道”，又“科举考试特重《大学》、《中庸》，十一世纪初年已然”，一般以朱子取此四本合为“四书”，但可以看到，“四书取士早已先在科举中实现了，宋代是考
试重点从“五经”移向“四书”的过渡时代。”〔8〕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对中华文化的重大影响。而这样的发展脉络到了南宋，科举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读书应举成为风尚。
第四次存废之争在元朝，主要表现为是否要恢复已经中断的科举制度。第五次则是明太祖在面对元末明初人才极其缺乏，加上科举取者多年少，只会读书不会做事，因此“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不过经反复比较后，明太祖还是恢复科举并使之成为“永制”。第六次发生在乾隆年间，争论点是以往有关科举存废利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
这一阶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过去学校培养人才，有着“将拔才与育才结合起来的优点”，〔9〕而且纵观历史几次大规模的“教改”兴学，也不是没看到当局希望缩小科举在取人方面的影响，但结果是，“以学校取代科举造成办学经费支出浩大、利贵不利贱、利老不利少等问题，也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10〕因此到后来，“明清两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具体做法便是“科举必由学校”，这个办法曾在北宋中叶实行过，但南宋便不再规定。明代则正式设府、州、县学，相当于一种地方学校，不同级别的学校有不同的乡试配额。入学者称为“廪膳生员”（后来因人数激增，又增添“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生员在校内必须经过岁考与科考，前二等方取得应试举人的入场券。至于想经学校“贡举”成为“监生”而入仕，则更困难。总而言之，如果把“童试”比做“入学考”，那校内的各种考试就是“选拔考”或“资格考”了。官学很少进行教学活动，基本上成为月书季考的场所，这是明清“学校科举化”过程。有意思的是，六百多年后的台湾废除了所谓“一试定终身”的联考，改采多元入学，多次考试，“不仅增加了考生考试的次数，无法达到缓解学生压力的目的，反而更强调了考试的重要性。”〔11〕这与中华民族血液里淌着考试基因这件事，似乎有些甚么关联值得我们探究。
四、科举制度的存续与崩溃
从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一个系统如果不能对外在环境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此系统将会崩溃。中国王朝虽然历经覆灭更迭，然其文明依然传承下去，并且在宋以后没有长时间的分裂，这就表示传统社会运作的一套系统有其生命力与临界值，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我修复与更新，这是今天认评价科举制度时不能不认识到的。然而，科举制终究是被废止了，而且是“立即废止”，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建立起一套足以完善运行此系统的制度，此时回头再评价科举，除了会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系统的崩溃”外，相信对科举制度亦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敬意。
科举制度的长期存在至少有四个正当性，首先是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持，“将读书与做官通过考试这一中介环节巧妙地联系起来，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论制度化”。其次是此制度能免除直观的弊端，即其公正客观，能抑制“人情社会”中“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问题，即使落第也只能怪自己没有“科名种子”。第三是被统治者需要，虽说从汉武帝时就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帝国的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12〕但经过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实验”后，统治者知道唯有将入仕的门完全打开而非缩小，方有利于政权稳固，这也是日后在“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裁量上，会向后者倾斜的原因。最后是“没有能与之竞争的办法”，毕竟在既有的社会条件与经济基础下，科举取士只能是维持帝国与文明“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可以看到古人许多欲取代科举取士的办法，但都无法行之长远，是故“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科举制的流弊也只能由其他方面来弥补了。
事实上到了清末，我们可以看到“科举之累”，即使没有遭遇西方文明，帝国内部也可能需要再次自我更新（譬如透过内战或革命）。然而当内忧加上外患，传统的系统显然无法透过原有动员制度对外作出响应，这时的处境确如严复所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即废科举”的“休克疗法”导致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但回到当时情境，实在也很难想得出什么其他方法，因为清末的改革多是被外力“逼”出来的，认识到是思想和制度等深层次的原因时，也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