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考试
2016年第3期
科举学研究的新进展
——“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范哗
2016年5月27至29日，由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的“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教育考试研究所、江南贡院陈列馆等国内数十家高校及科研单位，以及日本学习院大学、日本中央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南市成功大学等海外及台湾地区高校的数百名学者应邀参会。研讨会开幕式，在历史悠久的殿试地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毛佩琦教授主持大会，六位科举学与科举制度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本次会议研究主旨分别作大会主题报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深入阐述了“科举制的遗产与科举学的意义”，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王鸿鹏馆长详细介绍了“台湾科举的基本情况”，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研究员细致考证了《南宋科目条格故事》，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郭培贵教授全面考察了“明代乡试中考生类别变化”，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陈文新教授以前七子兴衰为中心详细论述了“明代弘正年间的文坛、科场与政争”，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李金龙馆长分析了“京师会馆与科举联系”，引发了本届与会学者的深入讨论与兴趣。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录学术论文68篇，分别对“科举规制”、“科举社会”、“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人物”、“科举文献”及“科举申遗”等研究内容进行了深入论证与分析，彰显出当前科举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科举规制研究的新领域
科举规制研究，历来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基础，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人员众多，是全面认识与了解科举制度运行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广受学者关注。本届“科举制与科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录科举规制研究论文共11篇，占论文总量16%，所占比重并不高，总体反映出科举规制研究数量一定的下降趋势，这极可能与长期科举规制研究已趋成熟与完善有关，以致一般学者限于相关研究文献或研究能力，很难再对科举规制研究有所突破与创新。为此，科举规制的相关研究，无疑将会是科举学后期研究的一个难点与重点。然而，即便如此，仅就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录科举规制研究论文分析，仍有不少研究新领域。
唐代科举规制研究，收录有金滢坤《唐代吏部科目选研究——书判拔萃科》一文。就现有书判拔萃科相关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宋代科举，而金滢坤《唐代吏部科目选研究——书判拔萃科》一文拓宽了该论题研究领域，初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长期较少关注的唐代书判拔萃科设置、考试内容、登科情况及释谒等相关内容，研究文献丰富，考证详实，论述深入，对掌握与认识唐代吏部科目选设置、管理与实施等情况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是本届学术研讨会唯一一篇唐代科举规制研究，虽显珍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科举规制研究略受忽视的现状。
宋代科举规制研究2篇，分别为杨亿力《宋代诗文中的“投卷”与“行卷”》与林岩《南宋太学“补试”法之考述》。就现有相关研究来看，行卷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唐代科举，有较少文章探讨过明代文人与行卷，如阳达《明代文人与行卷》（《河北学刊》，2014.1），也有较少文章论述北宋初年的行卷，如王乃宁《北宋初年的行卷风尚和古文复兴》（《学术月刊》，2004.12），杨亿力《宋代诗文中的“投卷”与“行卷”》对该论题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论述与考证，并籍此阐述宋代行卷诗文中的不同态度，无疑使得这一相关论题的研究更为深入与具体。另外，有关南宋太学“补试”的研究，至今不多，且不深入，此次林岩《南宋太学“补试”法之考述》一文，详细论述南宋太学创建与补试法的确立，并深入讨论了“混补”与“待补”之间的关联变化，所用史料丰富详实，阐述深入细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太学补试奠定了基础。
明代科举规制研究3篇，分别为汪维真、牛建强《明代会试分卷录取制考察》、牛明铎《明代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考论》与郭培贵《成化至万历初年乡试中式考生类别变化考述》。就明代会试现有研究来看，虽多达780多篇，但有关明代会试分卷录取的相关研究，却无专论。汪维真、牛建强《明代会试分卷录取制考察》对南北卷演变、分卷录取政策及卷区范围、南北中卷实施时间等内容，逐一进行了详细考证与论述，拓展了明代会试研究内容与领域。此外，有关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的研究，因涉及“科举至公”的讨论与阐释，一直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长期以来，科举弥封与誊录研究多集中于宋代科举，明代偶有相关论述与研究，但数量不多，研究并不深入，牛明铎《明代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考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明代科举弥封官、誊录官、弥封人员及誊录书手设置情况与特点，对掌握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变迁有一定意义与价值。
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清代科举规制研究较多，共6篇，占论文总量54%，这体现出清代科举规制研究历来备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清代科举规制研究视角新颖、内容深入、领域有所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完善了清代科举规制研究内涵。具体来看，张森、刘虹《清代顺天乡试应试群体与资格考论》，以及李林《清代科场试帖诗：程序、范例及评析》、王立刚《清代童试三级考试及录取规则考述》3篇文章，属于对现有相关研究的深入分析，旨在补充与完善现有研究不足，厘清制度设计、实施脉络，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意义。此外，贺晓燕《试论清代童试中的“审音”制度——以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为例》、程伟《清代河南乡试的供应及其特点》及范哗《清代驻防翻译童试探析》3篇文章，分别针对清代科“审音”制度、供应制度及驻防翻译童试制度进行了阐述与探讨，研究视角相对新颖，现有清代科举研究对“审音”制度及供应制度缺乏足够深入认识与了解，此类研究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清代科举规制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为进一步掌握清代科举规制设计与实施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科举学研究，最为核心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以古鉴今”。研究科举规制，需要站在历史角度来深刻反思后世及当代文官选拔制度，为后世文官选拔制度或人才选拔制度提供有效的历史经验，此类研究逐渐成为当今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录论文中，刘希伟《从自由竞争到分区定额：中国近代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演进脉络》一文，大概是首次以科举规制研究为视角，专文深入地论述了中国近代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借助千年科举“自由竞争”与“分区定额”的这一基本矛盾，探讨了1931年、1933年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区域失衡问题的深层内因，这显然要比以往单独论述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要更为深入与有效，充分体现出科举学研究“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二、科举文学研究的新趋势
科举文学研究，向来是科举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热点。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专论“诗赋与策论”、“八股文”及“状元戏与小说”，大概历来对科举文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三方面，尤以八股文研究为最，研究成果也较多，诗赋与策论研究又以“策论”研究居多，成果丰富，“诗赋”研究相对较少。此外，至于“状元戏与小说”研究，偶见有学者对其阐论，研究成果也相对要少。
然而，就历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情况分析，科举文学研究向来占有一定比例，始终是科举学研究热点与重要内容。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科举文学研究内容，除仍较重视八股文研究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新趋势。其中，王玉超《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游戏与八股文》，虽主要围绕八股文这一传统研究内容论述，但并非纯粹八股文程式研究，其研究视角更为新颖，对明清小说文人酒令、灯谜等游戏借用八股文写作手法进行了深入阐述，拓宽了八股文研究视野，阐释了明清小说中文人游戏内涵与影响。此外，李柯《吴中博雅传统与吴宽的古文、时文“适相为用”说及其文本实践》，亦将该研究领域拓宽，专论古文、时文（八股文）“适相为用”的密切关联，阐述了吴中博雅传统与举业群体现象及其内因，从另一个侧面为全面了解与认识八股文奠定了基础。
科举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诗赋”与“策论”。其中，陈美朱《清代唐人试律诗选本的特质与演变——以李杜诗选为考察对象》，采用新的研究视角，以李白、杜甫为研究对象，对试律诗选本选集要点及其发展演变深入阐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学界试律诗研究空白。这一研究不仅对李白、杜甫诗律诗清代选本差异与样貌进行了阐释，还对清代所选唐代试律诗选本分类进行了统计分析，显然与当前学界主要论述试律诗体式及其成因的研究不同，对试律诗研究有极大启发意义与学术理论价值。
除诗赋、策论、八股文及状元戏与小说三类传统研究内容外，还有研究对元代“馆阁文风”与“科举文风”进行了阐述，以及对科举背景下清代塾师文体观进行探析。具体来说，吴志坚《元代科举与文学思潮二：馆阁文风与科举文风——以乡试考官为中心》，以乡试考官研究为中心，分析科举制度对元代“馆阁文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馆阁”研究局限于宋代的不足，并探析了科举制度对元明清文风演变的影响与关联，这对深入认识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有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此外，宋巧燕《科举背景下清代塾师的文体观》，旨在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分析科举制度对文风的影响，只不过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清代塾师文体观分析，围绕科八股考试与古文关系阐述塾师排斥小说戏剧的内在原因。虽然，以上两篇研究，以不同历史时期为研究背景，但所得结论却大致相同，一定程度上说明科举制度对社会文风与教育标准的影响确实自元以降有增无减，反映出科举制度自元始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影响巨大的现象。
三、科举社会研究的新视野
科举学研究中，科举社会研究是较早受到学者关注的交叉研究领域，并以“社会流动”为其研究主旨。20世纪中叶，许多著名学者围绕该研究内容发表了深具影响力的一系列论文，如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清华大《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1947.10），美国学者柯睿格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科举考试中的门第与才能》，以及1962年美国学者何炳棣出版英文著作《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等，以上研究，多数是在大量文献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长期为学界所讨论。本世纪初，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也专设“社会流动论”一节，对科举社会流动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论述了该研究观点与结论。
如今，科举“社会流动”相关研究，作为科举学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内容，仍备受学者关注，并进行许多更为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几乎历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会有数篇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论述。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徐泓《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再次在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研究基础上，利用大量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文献资料，采用抽样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一万四、五千名进士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辨析了多年以来何炳棣研究遭受质疑的内容，证实了明朝科举“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的传统观点，对厘清科举“社会流动”现象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此外，另有2篇论文专论明代科举制度区域社会功能与影响，对科举学一些传统问题形成了独特研究结论与观点，考证了明代科举制度实施情况。其中，王海妍《略论明代河南解元地域分布的特点及成因》以河南解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域特点与科举制度发展相互关系及其成因分析，这比杨银权《陕甘分闱前后陕西籍解元地域分布比对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研究更为深入，这一关于“解元群体”的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清科举大省河南的相关分析，还在已有解元比例、年龄、地理分布、社会流动等众多研究内容基础上，深入挖掘了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体现出这一研究的新视野。同样，夏柯《明末清初的科举制与地方社会重整——以明清鄞县科举望族为例》，其研究视野独特，以科举家族为研究核心，探析科举制度与区域社会结构变化情况，形成了科举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视角，体现出科举家族史料分析的新价值。
除以上相关研究外，另有研究概述了科举与会馆关系，如李金龙《科举与会馆》，或专论太仓会馆与云间会馆，如林介宇、李立峰《太仓会馆、云间会馆述略》。就会馆研究来看，通常较少直接阐述科举与会馆关系，多数研究也仅就某地或某一历史时期会馆论述，正如林介宇、李立峰《太仓会馆、云间会馆述略》一文，又如王日根《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4）等，至今有关会馆研究论文已多达4000多篇，或论其演变，或论其特征，不一而足，但太仓会馆与云间会馆，却是会馆研究的新内容，之前未有论及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会馆研究的又一新领域，对挖掘会馆历史研究价值具有特定意义。
四、科举教育研究的新拓展
科举学研究中，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科举”与“教育”，有关这一研究内容的论述在历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多则十几篇，少亦有数篇，本届研讨会收录科举教育论文共6篇，内容涵盖翰林馆课、明代科举与教育、国子监人才培养、乡绅与书院、科举家族教育特征、科举学教学推广等，可谓研究广泛，各有特色，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拓展出不少新领域，产生了不少新成果。
其中，连文萍《庶吉士效应——明代翰林馆课的传播特色与社会意义》，将“翰林馆课”与“庶吉士”相互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多元探讨，启发了对台阁文论与评点之学的研究思路。可以说，该研究是对张婷婷《明代后期翰林馆课集的纂辑和刊刻探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1）现有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并使现有较少的翰林馆课研究更为丰富，同时对已有较多的“庶吉士”研究进行全新解读与阐释，具有特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有关明代科举教育研究，另有胡凡《“三言”所记明代科举与教育状况初探》与冯建超、胡平《明代国子监人才培养功能衰败问题研究》2篇文章。虽然，对晚明冯梦龙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研究已较丰富，多达2000多篇，但对该作品中科举内容分析却鲜有所见，胡凡《“三言”所记明代科举与教育状况初探》通过对“三言”所描述科名、人物及官职的探析，丰富了科举正史的记载，从更为新颖的角度考察了明代科举与官学教育关联，对深入认识明代科举教育功能及其影响具有一定价值与意义。另外，国子监研究已多达1000多篇，且有关国子监人才培养研究论文也并不少见，如段建军《明代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成效机制浅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6）、申国昌、王永颜《明清国子监教官日常生活与教学活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及程晓红《基于唐代国子监教学管理制度探析》（《兰台世界》，2013.36）等数十篇，在此不一一列举。然而，即便如此，却少有研究涉及国子监教育兴衰问题的讨论，冯建超、胡平《明代国子监人才培养功能衰败问题研究》对此论题进行初步探索，籍此阐述科举社会人才培养与教育功能基础，探析国子监人才培养衰败内因，无疑是国子监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