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科举活动史：科举学研究的新维度
李木洲
（湖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科举活动史是指科举主考者与应考者围绕科举取士而互动的历史。科举活动史研究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历史上存在的、具体的、鲜活的科举考试活动及其发展演变历程为研究对象，强调从实践、主体、生活三个层面廓清科举制度的本质与本貌。科举活动史研究的出现，将是科举学研究的一场革命，会改变整个科举学的研究生态和理论体系。一方面，它意味着科举学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维度或研究领域，将彻底改变传统科举学研究注重“思想-制度”的“二分史”研究格局，从而形成“思想史-制度史-活动史”三维并重的新研究局面；另一方面，它预示着科举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将实现从“理论话语”到“活动话语”、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视域”、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叙述”、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等一系列研究理念以及研究方式、方法的改变。由于科举活动史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且研究的史料宏富，研究的空间巨大，其前景值得期待。
［关键词］科举学；制度史；思想史；科举活动史
科举学是以科举考试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1]。它既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教育史学的一个新学分支。一直以来，科举学研究遵循着传统教育史研究的“二分史观”，即侧重“思想史”和“制度史”的二维研究。然而，实践表明，但凡涉及“制度”和“思想”的研究，若脱离具体的、微观的、人的活动，大都难以触碰其深层内因，往往易于停留在远离根源的说理层面。因此，科举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分史观”，重视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形成“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科举活动史”齐头并进的三维研究体系。
一、科举学研究需要活动史维度
早在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就针对教育史研究长期以“思想史研究”和“制度史研究”为主的较为固化的二维局面，提出了必须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宏大设想，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包括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哲学基础及其研究方法、原则、价值、立场以及现实意义等①，为教育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发掘了新增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近年来关于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课题立项尤其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来看，教育活动史研究已渐成一股史学热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参与或关注，并在某种层面已达成基本研究共识，初步形成了“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和“活动史研究”三足鼎立的教育史研究新局面。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教育史研究开辟的活动史研究新维度对拓展科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科举史虽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不完全从属于教育史，它还与选举史、政治史、文学史、文化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科举史研究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研究系统。如果说，以2005年纪念科举制废止100周年为主旨的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①的召开为标志，科举学研究开始受到学者重视和世人瞩目；那么，以科举学奠基人刘海峰教授主编出版的四届会议论文集为脉络，包括《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2006）、《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2009）、《科举学的拓展与深化》（2013）、《科举学的提升与推进》（2015），可以看出科举研究当前已完成了“成学”的论证阶段，开始走向不断扩展、提质的规范化发展阶段。如何促使这一阶段科学发展，无疑不仅需要研究视域的变换，更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科举研究的现实情形来看，纵观历年出版的各类科举研究论著，其数量不可谓不多，但若以研究内容或旨趣来判断，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科举制度研究，注重考察、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形成、发展、功能及其变革、停废的研究。二是科举思想研究，注重探讨、发掘不同朝代、重要人物的科举考试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影响的研究。这两类研究的论著中虽涉及部分科举活动，但严格意义上的科举活动史研究却很鲜见。它们大都强调论从史出，注重科举史料，诸如各类史书、志书（地方志、人物志）、科举文献及文物等的开发和运用，对推动科举研究尤其是科举学的兴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何揭开科举时代的原生态场景，让埋藏在历史中的科举史料“说人话”、“谈人事”，使科举人物更加生动、鲜活，令冰冷的科举制度与思想充满“人气”、“人味”，就必须下移科举学研究视野，深入到对科举制度和科举思想的源头——科举活动的研究。
二、科举活动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科举活动史研究的提出，一方面意味着科举学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维度或研究领域，将彻底改变传统科举学研究注重“思想-制度”的“二分史”研究格局，从而形成“思想史-制度史-活动史”三维并重的新研究局面；另一方面预示着科举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将实现从“理论话语”到“活动话语”、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视域”、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叙述”、从“自上而下”到从“自下而上”等一系列研究理念以及研究方式、方法的改变。科举活动史研究与科举思想史研究、科举制度史研究一样，有其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包括特定的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等，而厘清这些基本问题对开展科举活动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
（一）科举活动史的哲学基础
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和科学化水平，往往取决于其所选择与依托的哲学基础。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它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面，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认识论方面，强调从‘主体’出发去理解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在辩证法方面，强调从人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实践——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在历史观方面，强调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力图以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去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实现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2]4。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人类哲学的主题、职能及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人们认识并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然而，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包括科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对科学哲学基础的选择和正确理解并非是一件轻松、自然的事，而是一个历经不断试验和反复验证的艰难而曲折的实践过程。譬如，“将实践唯物主义视为历史观的基础，并力图从实践、主体、生活层面去理解人的教育活动”[3]415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到21世纪初才被正式提出，并且又经过了近10年的发展，它才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重视。事实上，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也早就认识到历史学的研究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具体的“活动事迹”。他在《历史的观念》中明确指出：“历史学是关于res gestae［活动事迹］的科学，即企图回答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的问题。”[4]10因此，回归到人的主体实践活动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应然选择。
科举活动史研究强调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以科举取士为中心的、以合理促进社会流动为直接目的的微观的、个体的、具体的、生活的事件、事迹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践、主体、生活三个层面去探究科举时代的士人生活与考试活动，既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本源的回归，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举学研究中的深化运用和具体体现。
（二）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对象
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对象，顾名思义就是科举活动及其发展历史。然而，科举活动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活动主体之别，还有活动层次之异，更有活动范围之差。一般而言，科举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活动泛指一切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实践活动和心理活动，包括正式的科举活动和非正式的科举活动。狭义的科举活动仅指主考与应考围绕科举考试而展开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人才选拔活动。其中，主考的活动主要是指国家专门机构与人员为实施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命题、施考、阅卷、防惩弊、张榜、通告、铨选等一系列由政府主持、主导的活动；应考的活动主要是指考生及其家族为准备科举考试而开展的备考、资考、赴考，以及中榜、落榜等一系列以考生为中心的活动。
有学者从活动史研究对象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与价值出发，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对象分为“概念性研究对象、间接性研究对象和直接性研究对象三类”[5]。这种划分对界定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启示。所谓概念性研究对象是指对科举活动高度的抽象化与概括化的表述，如广义与狭义的科举活动，它只是从概念上或理论上厘清了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对象，但在具体的科举活动史研究过程中没有确切的活动主体和内容，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研究对象。所谓直接性研究对象指的是具体的、实在的，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起因及结果的科举活动，如“南北榜事件”、“韩愈及第”、“范进中举”、“李白落榜”和“白居易冒籍”等，此类为科举活动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所谓间接性研究对象是指某一或某些种类的科举活动，实质上是某类科举活动的简单抽象与概括，如科举命题活动、施考活动、阅卷活动、誊录活动、殿试活动、作弊活动等，此类科举活动具有共同指向与特点，利于探寻某一历史时期某类科举活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故而也是科举活动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简而言之，科举活动史实质上是科举主考者与应考者围绕科举取士而互动的历史。科举活动史研究不以宏观的、抽象的概念性科举活动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历史上存在的、具体的、感性的、鲜活的科举考试活动及其发展演变历程为主，包括微观的、个体的直接性科举活动和中观的、群体的间接性科举活动。
（三）科举活动史的研究目的
由于研究对象和哲学基础的不同，科举活动史作为与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并列的一类科举史研究，有其特定的研究目的或研究使命。从科举活动史、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三者的关系来看，科举活动史是影响科举思想和科举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它是科举制度史和科举思想史的起源、前提和基础。在严格意义上，科举制度史和科举思想史是科举活动史的派生物或结果。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离开了科举活动史，科举制度史和科举思想史有如无源之水，难以维持，又如无桥之岸，无法沟通[3]3。从科举活动史、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的表现形态来看，科举制度史和科举思想史是研究静态的、文本化的科举现象，而科举活动史研究的则是动态的、过程性的科举现象。
勒高夫指出，“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6]5。费弗尔也认为，“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是关心人类的全部活动，是‘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7]。因此，基于总体史的科举史观，在理论方面，科举活动史的研究目的在于弥补或填补“思想-制度”二分史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空白，形成全景式、立体化的整体科举史研究体系。在实践方面，科举活动史的研究目的在于人性化、细致化地揭示千年科举的运行全貌及其发展规律，包括科举制度与科举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以及科举人物、器物、环境等整个科举生态，避免制度化、刻板化甚至物化的科举史研究倾向。
（四）科举活动史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和方法学问题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论的突破意味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化[8]5。纵观人类科学研究发展史，新的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产生，往往需要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旨趣相匹配的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形成又大概有四类，即方法的移植、渗透、融合与创新[9]。科举活动史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因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哲学基础和研究旨趣，除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外，它还有区别于科举制度史和科举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其一，大史料观的方法视野。科举活动史研究侧重从实践、主体、生活层面去理解统治者和普通士子的科举活动。在浩如烟海的科举史料中，重视“地上和地下、正史和笔记小说、文字记录或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本土和海外等多重史料”[10]，打破单一文本记载的文献思维定式，把视野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科举实物、文物、器物、图片等上面，将实现从“字纸”到“实体”的突破，为最大限度的还原科举活动场景提供有力的支撑依据。
其二，微观叙事的言表方法。一方面，叙事语言的使命在于“使普通读者能够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与文本叙述的事实进行对话，这样可以使文本逐渐接近事实，而要保证读者可以对话，就需要使用读者习惯的生活语言”[11]。这要求科举活动史研究的语言表述必须贴近生活，符合普通大众的阅读品味。另一方面，正如周洪宇教授所指出：“史学研究首先要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的生活和活动为研究对象。”[10]科举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人的双边活动，这决定了科举活动史研究须坚持“人民”本位，着眼于主考者与应考者日常的、微观的活动。只有把科举考试利益相关者的活动作为叙事重点，并深入分析那些活动事迹的具体化、细节化史料，才能生动地再现科举考试发展的实况。
其三，自下而上的方法导向。从现有的科举学研究来看，较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倾向于对人物思想与制度变迁的研究，且人物思想研究仅涉及科举史上著名的精英人物，很少有涉及基层人物的科举考试生活及学习活动的情境性研究。对科举制度变迁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于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缺乏对科举活动决策的生成过程、互动过程及其具体实施情况的微观性研究。而科举史研究则强调将研究的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实现科举学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从高雅向世俗的过渡”[12]，通过转向研究历史当中的具体科举事件，来展示生动、鲜活的科举史研究特色。
此外，恰如有研究指出“影响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并不总是取决于‘精英’，而是由‘普罗大众’所决定的”[13]一样，历史上科举制度的每一次改革与废止并非完全都是精英们随心所欲的设计或决定，而是掺杂或反映着普通民众尤其是士人对科举制度的期盼与需求，它们也是推动科举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甚至是决定力量。年鉴学派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立场，也同样启示我们除应关注科举时代的决策者、精英们的活动外，还必须重视考生、父辈、朋辈等的科举活动及其主观性，并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才能透彻领悟1300年间科举制度在历朝历代或变革或停废的历史原因。
（五）科举活动史的研究价值
科举活动史作为一个全新的科举学研究领域，其实践虽未深入，但价值可以预见。
其一，科举活动史研究有利于完善科举学理论体系。科举活动史是独立于科举思想史和科举制度史的专门领域，三者共同构成科举史的完整体系。科举制度、科举思想、科举活动是科举变革过程中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科举活动通常是科举思想的源泉，而科举思想又为科举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历史上举凡科考目的的确定、科考内容的变换、科考方法的创新、科考规则的建立，都是科考思想的产物；科举制度以科举思想为理论依据，规定着科举活动的程序与行为准则，它是连接科举思想与科举活动的纽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科举学研究必须“思想-制度-活动”三维兼顾、并驾齐驱，才能还原科举史的全貌，再现完整的科举史。因此，加强科举活动史研究是完善科举学研究理论和研究体系的应有之义。
其二，科举活动史研究有利于拓展科举学研究新域。“科举学”一词自刘海峰教授于1992年正式提出，如今已渐成“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14]，其学科理论与研究领域也正在得到不断丰富和拓展。因此，转换研究视角，不仅能丰富科举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还能开辟科举学研究新域。科举活动史研究力图更加鲜活、生动、具体、形象地展现科举时代的科考面貌，回归科举史的“生活化、场景化、生成性、过程性特质”[15]，这种学术视野的下移和研究旨趣的转变，尤其是其强调“多微观研究，少宏观研究；多事实研究，少理论研究；多日常叙事研究，少宏大叙事研究；多深度描述研究，少浅度描述研究”[16]的基本研究范式，将使科举学的学科理论、方法论以及史料的发掘都得到极大拓展。
其三，科举活动史研究有利于达成科举学研究旨归。科举研究之所以成“学”，不仅在于其要揭示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以发挥鉴古知今的功用，还在于它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它的任务是把各个不同学科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来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17]。而这种总体认识，归根到底在于认识“我们自己”，就像科林伍德所指出：“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4]11科举活动史研究对于还原古代科举考试的原生态场景，对于探寻影响科举制度和科举思想发展过程的实质性因素，尤其是对于通过重视人的活动的研究可以更加真切、真实地认识从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方法性和工具性价值。
其四，科举活动史有利于弥补“二分史”研究的不足。因为单纯的思想史、制度史研究很难展现或还原科举时代的本貌，包括科举事件、科举规制、科举人物、科举心理以及科举习俗与文化等。但若加上活动史研究这一维度，则可有效冲破“从意识到理论”、“从文献到文本”的研究局限，让科举从静态变为动态，让科举人物变得更加饱满，富有生气，甚至能够通过科举人物的行为选择来窥见他们的心理活动，让科举的世界变得更加鲜活、生动，富有人的气息，让科举思想和科举制度变得有血有肉，更加丰满，更加易于理解其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