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考试2011年第6期

科举文献与科举学研究的新进展

——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用军

2011年9月24-2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和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珞珈山隆重举行。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人民日报社、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香港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以及美国波莫那学院、韩国国立韩巴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越南社科院汉喃研究所等机构的100余位学者和博硕士生齐聚东湖之畔畅论科举学。大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荣誉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宗福邦先生、台湾清华大学李弘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朱瑞熙教授、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中国社科院李世愉研究员、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美国波莫那学院白亚仁教授、韩国国立韩巴大学金惠经教授、日本福冈大学鹤成九章教授、越南社科院丁克顺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沈俊平研究员、香港大学詹杭伦教授等出席，黄泰岩教授、刘海峰教授、邓绍基研究员、白亚仁教授、金惠经教授、李弘祺教授先后致辞，尤其是刘海峰教授代表主办方的发言，提出科举文献是“百年之后无废纸，千年之后成宝贝”的观点，为大会定下了鲜明基调。大会同时增补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与会期间，《光明日报》社理论部还组织了“科举制度与人类文明进程”专题采访。

科举文献是建立科举学的基础，科举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建立科举学的前提。刘海峰教授指出，浩如烟海的科举文献具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跨越国界和命运多舛的特点。与会学者围绕“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个主题，向大会提交了92篇论文，涉及内容充分体现了科举文献自身及其研究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有助于更好地将科举文献变废为宝、古为今用。

一、科举革废与科举评价

科举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鉴古知今，而科举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古为今用。科举已废106年，科举评价实质即是对科举制与科举文献的评价。对科举革废与科举利弊的科学认识和客观评价，历来是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武汉大学余来明博士《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认为废科举促进了诗人的涌现、诗社的兴起和诗歌的昌盛，以至于造就了“江南诗坛”。中国政法大学屈超立先生《明朝科举制的发展与选官世袭制的彻底终结》，认为明朝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于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兵教授《论清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因革》一文，在全面回顾清朝科举制度兴衰革废基础上，指出废科举、办新学是历史必然。独立学者沈登苗先生、东北石油大学牛翠萍女士《民国高等教育——评估废科举是否适时、成功的关键》，认为废科举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成就应成为评估废科举是否适时、成功的关键。宁波大学林上洪博士《“科举流动”争议中的标准和条件问题》，反驳了一些时下学者不周延的科举流动观，认为科举所造成的流动多属于代际渐进流动，而教育条件居间起关键作用。福建师范大学杨齐福教授《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认为1905年废科举不仅导致乡村社会环境恶化与文化生态失衡，而且也导致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无文化”、“痞匪化”和“无根化”。美国圣心大学柯任达（Thomas D.）教授在《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中提出，作为两大利益集团主体的保守科举精英与改革洋务精英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当科举制成为近代学校阻力时，“废科举、兴学堂、办新学”就最终成为清政府唯一的改革路径。

中国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先生《中国科举：利在社会，弊在国家》，认为没有一套合理的评价标准，百年之后再评科举利弊将“仍是看似清楚，实则模糊的一道千年未解之题”。陕西师范大学郭海文教授《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认为科举制的衰落与废止意味着进士与妓女关系的堕落和终结。汕头大学徐萍博士《从进士科举到文官考试——中国选官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制度逻辑》，认为民国文官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与近代西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混血儿”，选材不佳但维稳较好。台湾政治大学唐翼明先生《怀念科举》一文，认为科举制相较现代高考而言相对公正、清廉，对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相对稳定、开放和繁荣有一定功劳。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借鉴科举阅卷方法，控制主观题评分误差》，认为科举时代形成的一套“文有定评”的阅卷方法，为制定论述题评分标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云南师范大学冯用军讲师《千年科考惨淡隐退的“台前幕后”——基于文本社会学方法的叙事学研究》，尝试通过科举文本的全面解读对科举制进行终结性评价，从“器物、制度与文化”的系统论上认为“科举是中国第一大发明”。

二、科场条例与科举录

科场条例和科举录是核心科举文献，是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核心资源和科举学学科构架的最有力支撑。现代科举学创始人刘海峰教授聚焦科举文献与科举学的关系，于2003年、2011年先后发表《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系统阐述了科举文献的分类与特点、价值与命运及科举文献再研究问题，为推进新科举学基础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指明了方向。其报告《科举文献中的考试须知：从〈贡举条式〉到〈三场程式〉》，再现了科举时代的考试程序及其运作情况，可为当今考试管理改革及《考试法》制定提供历史借鉴。厦门大学王晓勇博士生《清代武科举考试法规文献研究——以＜钦定武场条例＞为例》，认为《钦定武场条例》仍有进一步进行文献挖掘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宋人登科年代考》，利用龚延明等编撰的《宋登科记考》，对其附录中登科年份不明者中的23人进行了登科年代的考证。江苏教科院沈仁国先生《元代科次不详进士证补》，以台湾学者萧启庆《元朝科次不详进士辑录》为底本，新考得元进士身份可靠者15人。南昌大学吴根洲副教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刊误论述——仅限清代文进士省级籍贯》，结合《清史稿·地理志》等文献，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的清代文进士省级籍贯进行了校注及改正。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教授《清代进士资料考辨（一）》，以所编《中国科举词典》为底本，考辨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史稿》、地方志和今人著作中清代部分进士资料的谬误。还有学者从科举文献版本学出发，考证发现申江秀海山房石印本《国朝贡举年表》错讹较多，相比先出的《增补贡举考略》虽有补正但不足之处更为明显，如武汉大学鲁小俊先生、江俊伟先生的论文《〈国朝贡举年表〉的版本及价值述略》。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研究》，诠释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的意义和有待发掘的价值，提出了进一步开发明代科举录的路径和要点。天一阁博物馆谷敏副研究员《再谈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科举录之保护利用》，反思了作为世界科举原始文献重镇的天一阁博物馆在发展“科举文化”品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三、断代科举制度与文献

唐前“选举”文献（前科举文献）是广义科举文献的重要组分，对于研究科举前史有重大意义。黑龙江大学胡凡教授《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认为汉文帝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董仲舒、公孙弘对策入仕，标志着西汉前期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逐渐成熟。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教授《国图藏敦煌“策府”研究》，以国图藏敦煌文书BD14491号和BD14650号之“审官授爵”、“进士无大才”篇为中心，探讨了唐贞观年间试策、选材用人观念以及时代风气，拓展了敦煌文书的科举功能。武汉大学张思齐先生《〈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一文，论述了胡安国在理学史、春秋学史和科举史上的重要角色。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南宋＜舆地图·诸路州府解额＞考论》，以现存日本京都东福寺塔头栗棘庵藏南宋木刻《舆地图》左上方刊载的“诸路州府解额”为基，通过考证后认为南宋诸路州府贡举解额虽为定额制但实有波动。吉林大学高福顺先生《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以《辽史》等为本，厘清了辽朝科举生源的三大来源及其培养“基地”的实况。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郭长海教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姚虹云编审《金代女真策论进士科举制度探析》，详述了女真进士科的基础女真学、女真策论进士科、女真进士及第与授官。黑龙江大学薛瑞兆先生《金代科举制度考述》，全面考察了金代科举的科目、考试、监检等。元代乡试分右榜和左榜，考试官选任和考生资格认定都相对较严，武汉大学申万里先生《秋闱校艺——元代乡试的过程》，在详述了乡试的全过程后指出元代乡试具有“优待国人”（蒙古人）的特点。嘉定博物馆林介宇先生《痛苦的断裂：明清鼎革之际的嘉定县科举事业》，详析了明清鼎革对嘉定科举及教育事业的致命打击。

还有学者探讨了断代科举制度与文献的利用问题。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宋史·选举志〉正误二十五则》，利用宋代官史及时人笔记等，对中华书局《宋史·选举志》点校本中25处不当点校进行了正误。福建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明代解元群体构成考略》，以若干直、省为例总结了解元及解元进士的空间分布特点。山东大学朱修春教授《清初学界对四书的批判性考辨举证》，认为反程朱理学行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明科举以理学为宗、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文献系统。闽江学院毛晓阳副教授《清代科举宾兴文献综论》，论述了三大类宾兴文献的主要来源及其侧重。台湾成功大学侯美珍教授《日用应酬尺牍选集中的科举文献——以明末〈如面谈〉、〈如面谭二集〉》，探讨了尺牍中丰富的科举讯息所蕴含的科举文献价值及此类科举文献的独特性和开发潜力。辽宁大学张杰先生《硃卷与〈清代硃卷集成〉的文献价值》，论述了《清代硃卷集成》的四大科举文献价值，提出了很多可藉此开展创新性科举研究的空白点。

四、地方与域外科举文献

中国科举东传西渐南播北流，留下了大量的地方科举文献和域外科举文献。温州大学黄明光先生《广西壮族土官地区科举制度探议》，分析了壮族土官族人参加科举的原因，认为科举推动了土官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汉壮等民族融合和民族通婚。江西师范大学邱进春博士《试论地方志中科举资料的不足——以明清江西方志为例》，对明清江西地方志中部分登科者的籍贯、甲次、姓名、人数等进行了校勘。台湾铭传大学吴惠巧副教授《台湾之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论述了台湾科举中额情况及清廷对台湾士子的特殊政策。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梁志平先生《从〈科场回忆录〉看太平天国战争对科举考试的冲击——以咸同年间江南地区捐广学额为中心》，通过统计《大清会典事例》太平天国战争时江南地区捐广学额的情况发现，战前中央定额控制致使学额稀缺、战中地方乐捐银米等使得永广与暂广学额剧增、战后额多人少以致出现“大水秀才”现象。日本东北大学水盛凉一先生《科举正途官员与杂途官员——通过同乡会馆的建立看清末官僚社会的变革》，利用同治朝《同乡同官录》，探讨了各地同乡会馆的作用与财政来源、主要组成人员及对候补官与地方官的价值。越南社科院丁克顺研究员《越南的儒教科举与儒学科举文献》，列举了越南汉喃院所藏儒学科举的两大类重要文献（儒典和举业文章材料）。越南汉喃研究院郑克孟先生《进士题名碑及越南中代儒学科举制度之教育政策》，认为现存进士题名碑上篆书反映了越南科举文字学与书法学之创造力。暨南大学陈文副教授《越南黎朝进士科策文题目分析》，认为黎朝策文题目既效法中国进士科策文出题形式与内容，也具有儒家经世致用的特点。韩国水原大学刘婧女士《朝鲜科诗选集〈近艺隽选〉研究》，简要分析了《近艺隽选》编撰、传抄情况及收录诗文的特征。韩国延世大学许敬震先生、初佳男女士《科体集——韩国科体集的种类和性格》，认为朝鲜时代的科体诗集，并非全然以科考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