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刘希伟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20世纪上半叶，在废止科举制的激愤余绪中，科举研究总体上而言比较薄弱，迨及建国直至“文革”期间更加被边缘化。20世纪 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日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为科举制平反的理念相继出现，这既是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科举学的正式出场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有助于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则有助于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文化自觉;科举学;科举研究
在当今各国普遍注重文化输出、注重提升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必须注重提升文化自觉，必需理性对待传统文化，这其中理性评价科举亦应包括在内。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科举研究的演变脉络，可以发现其总体上走过了一个从冷寂到热门、从“险学”到“显学”、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一个从“文化自在”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一
学术界通常认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于 1997年最先提出。关于“文化自觉”这一文化命题探讨的不少论文都持此论。但实际上，许苏民教授在其 1990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一书中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对之进行了一定的阐释:“所谓文化自觉，乃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它是通过文化反省的途径来认识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产生的必然趋势，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①同时，许苏民还对文化自觉的广度与深度分别进行了阶段或层次的划分与探讨，即在广度上可以划分为“多余的人”的文化自觉、“在沙龙中呼唤风暴”的文化自觉以及实践的文化自觉，在深度上则可以划分为表层的文化自觉、中层的文化自觉和深层的文化自觉。②而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③
由于对于传统文化的任何深刻、全面的“觉知”以及传承与传播、批判与创新，都离不开对外来文化或者说“他者”文化的参照与借鉴，故此，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实际上并非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同时也必然要涉及某些外来文化。因此，许苏民与费孝通两人对于“文化自觉”的阐释实际上存在着诸多的共通之处，甚至可以说大致上是相通的，其基本点都是倡导理性对待民族文化。在经过了近几年的理论探讨之后，文化自觉的理论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自觉”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文化自觉既包括对于文化的自信、自觉、自知的文化心态，也包括这种文化心态下的文化实践;既包括自信、自觉心态下的文化传承与传播，也包括这种心态下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的意蕴即在于，从现代社会的立场与需要出发，怀着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与方法，达到对其全面合理的认知;对于其中某些与现代社会理念不相契合，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元素采取批判的态度，乃至彻底摒弃;同时，对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现代社会的一些普适价值与理念，借以对“他者”文化进行借鉴、吸收。文化自觉的目的与旨趣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认识与梳理，并以“他者”文化为借鉴与参照，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发展。
文化自觉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必须从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在批判性眼光的观照下，承继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与发展。在当今各国普遍注重提升文化自觉，注重提升各自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文化自觉在相当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重新发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深度否定、甚至蚕食的一种自然反弹，同时也更是现实社会的一种迫切需求。自 1978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几乎全部聚焦于经济领域，文化主体意识、价值理想、人文理性等被相对边缘化了。为了推进文化大国的建设，我们应当对中国精神库存加以整理，提升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近年来的国学热、传统影视热、“百家讲坛”乃至于某些流行音乐中的“中国风”，实际上都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实浮现，都是文化自觉的现实表达方式。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少精华与经典内容，在近代社会遭受了某些不公正的待遇，经过了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后，这些不公正性在今天已经显现地清晰无疑。科举制在近世的遭遇便是其中至为鲜明的一例。通过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科举研究的演变脉络可以发现，其总体上走过了一个从冷寂到热门、从“险学”到“显学”、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文化自在”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自鸦片战争为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昔日的天朝帝国顷刻间陷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内忧外患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政府日益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启蒙与救亡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启蒙与救亡中，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都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上。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曾经对于科举考试，尤其是八股取士，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改革科举成了清末社会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的影响，科举制并未能够及时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在“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最终于 1905年被停废。伴随着科举制的终结，中国社会进入了“后科举时代”。就整体上看，民国时期人们对于科举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清末那种激烈抨击的余绪中，这一基本格调在整个 20世纪上半叶，甚至直至“文革”结束都不曾有过多大的改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集体非理性对待科举制的民族心态，有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即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安、落后挨打的境地。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饱受凌辱的时代，是一个中国文化失去尊严的时代;同时由于传统权威的丧失，也是一个令中国文化十分迷茫、十分彷徨的时代。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自由、科学、民主、法治等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现代社会价值、理念与思潮被中国思想文化界热情地讴歌。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进化论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以及激进主义思潮等诸多社会思潮，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否定与深度批判。科举制在近代社会已经委实不能顺应时代变革与发展的要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被彻底否定与废止。因此，近代停废科举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下，任何迷恋于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唱赞歌的言论都将为以上诸思潮所反对。同样，这时任何非彻底否定科举的言论都难以引起时人的共鸣与认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黄运藩、梁启超、杜亚泉、孙中山等人虽然看到了由于科举制的废止而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断裂，看到了科举制的某些合理因素，但他们对于科举的某些肯定性言说终究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更不用说广泛认同了。
20世纪上半叶，有少数学者对于科举制进行过学理层面上的探讨，如章中如、陈东原、邓嗣禹等人都曾先后出版过一些科举研究的论著，但这一时期的科举学研究总体上看是比较薄弱的。①
科举制作为一种曾经的“抡才大典”基本上被尘封在了历史的博物馆里，处于一种很少有人问津的“自在”状态。换言之，在科举制背负着骂名进入历史之后，基本上是“自在”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尽管有少数学者对之进行过一定的学术探讨，但从整个民族的心态上来看，这种探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而言，是一种典型“非文化自觉”的表现。作为整体否定科举制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是对于科举制的一种“觉知”，那么，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片面的非理性“觉知”，而这样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也绝非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是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任何非理性思维方式都称不上文化自觉。但是这种“非文化自觉”的“科举遗忘”或者“集体无意识式否定”是可以理解的，从时人的立场与角度出发，不能对之过于苛求，毕竟近代中国是传统文化失去尊严的时代，是一个民族救亡更为迫切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为科举制唱赞歌的任何叙述，甚至客观冷静地评判科举都不可能获得认同与共鸣。能够引起人们认同与共鸣的，能够动员起人们激情的，只有救亡的言论与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