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科举牌坊不仅呈现时段较长，而且数量较大，领先于省内各府与直隶州，可以休宁县为例稍加比较。休宁县清代有进士60人，泾县和合肥县则分别有进士62人，三县科举地位大约相当，均为科举强县。(嘉庆)《泾县志》载有进士坊、父子诰封兄弟进士坊等六十三座[17]科第坊；(嘉庆)《合肥县志》所记科举坊，除云路坊、登云坊等标志坊之外，只有状元坊、父子科第坊、兄弟进士坊等寥寥数坊，甚至说“旧志不载所在，今皆无考”。[18](道光)《休宁县志》记载由明至清先后所建各类科举牌坊多达150余座，较之泾县、合肥，其数甚巨。
徽州科举牌坊非常发达，但在府内六县的县际分布却非完全均衡。综合考察明清徽州学者人数、著述数量和书院数量的区域分布状况，可见六县学术文化发展的差异，其基本表现形态是“学术文化的三级区域构造”，[19]歙县和婺源组成第一层级学术文化发达的区域，休宁和绩溪组成第二层级次发达区域，祁门和黟县组成第三层级学术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区域。与学术文化的三级区域构造相比，徽州科举牌坊的分布大体一致，歙县、婺源和休宁三县科举牌坊数量居前，绩溪和黟县数量稍小，但祁门显是例外。(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一《舆地志·坊表》载有“父子元魁坊”“双凤坊”“四俊坊”“榜眼学士坊”等科举牌坊近90座，(嘉庆)《绩溪县志》卷二《建置志·坊表》录有60余座科举牌坊。两县相较，祁门为多，似与其学术文化及科举地位不符，其因值得进一步考察，或因文化与科举相对落后，更重视对科举的宣扬，进而提升文气。需要指出的是，绩溪县科举牌坊数虽在徽州排名靠后，但在安徽各州县序列当中，仍是非常靠前，由此亦可反映出徽州科举牌坊风气之盛。
徽州建有大量科举牌坊，广泛分布于城乡各地，在徽州府城及所属各县城，不经意间就会穿过“科第坊”“进士坊”“世科坊”，行走乡里，随时可能遇到“登云坊”“鸣凤坊”“四世一品坊”矗立眼前。(民国)《婺源县志》卷七《建置六·坊表》按照在城坊、东乡坊、南乡坊、西乡坊、北乡坊的顺序，录载坊表，城郭及其它三乡均有多座科举牌坊，只南乡较少，有“联奎坊”(为方村进士方升立)等数坊。(嘉庆)《绩溪县志》卷二《建置志·坊表》也是按照在城坊、东乡坊、南乡坊、西乡坊、北乡坊的顺序，录载坊表，其中西乡科举牌坊较少，仅载“观光坊”。(道光)《休宁县志》卷一《疆域·坊表》，记载科举牌坊时具体到建坊地，陪郭、万安、隆阜、上溪口、大坑口、流口、西山、流塘、石田、曹村、庙山、林塘、溪西、黄村、月潭、梅林、板桥、石岭、油潭等地皆有科举牌坊，遍及县域四境。
明清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20]在徽州宗族社会体系当中，科举牌坊是乡村道德与权力的体现，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既和祠堂、宗谱共同承担着对内收族的功能，同时更承担着对外竞争的功能。一个特定宗族拥有科举牌坊，就意味着它可能上升为大族、望族，在地方事务的处理，甚至在和官方沟通互动的过程中，就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源，能够保证宗族的延续与发展。
科举牌坊处于科举制度的边缘，却是科举在乡的重要象征。科举牌坊大多建于主要街道、村落入口、祠堂广场等地，往往构成徽州城乡聚落的公共空间，构成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家族荣耀，是科举活动融入日常社会生活的标志物。歙县唐模村口有跨道而立的“同胞翰林”坊，系为康熙年间先后考中进士并入翰林院的许承宣、许承家兄弟而建，二百年以后，许氏后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里专门提到，“吾村唐模亦有同胞翰林坊，则力臣、师六二公也”，[21]字里行间仍然溢出自豪之情。
科举牌坊的存在，使得科举场域不再局限于贡院、考棚等考试场所以及官学、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而是尽可能扩大了，扩大到府县乡里，扩大到日常生活，扩大到基层社会。通过科举牌坊，人们从科举场外的隔离者与无关者，逐渐转变为科举场内的观察者与在场者，蒙童少儿或许正是从科举牌坊出发，走向塾学、书院，走向考棚、贡院，走向科举之巅，走向下一座更加辉煌阔大的科举牌坊。“睹前贤之在望，兴后起于方来”，[22]正是科举牌坊作为科举社会表达物的意义所在和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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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佰合，男，安徽宿州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与科举史(淮北 235000)
*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清代安徽科举研究”(项目编号:AHSKZ2017D20)与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明清安徽科举地理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8122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伟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