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世纪的上半叶，一个蒙昧远远压倒智识的时代。

这是一个世家大族与三教上层垄断知识与学术的时代。

这是一个全国人口平均识字率还不到百分之一的时代。

这是一个每十万人堪堪拥有一所百人以上学堂的时代。

这是一个寻常平民子弟终生都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时代。

这是一个多数人相信‘圣君在位则风调雨顺’的时代。

这是一个天人感应学说在民间拥有巨大话语权的时代。

退一步讲，即便是当时阅读最广博、思辨最深刻、头脑最活泼的精英知识分子：比如，自幼‘耽思章句’成年后又‘博涉百家’，建义初年‘敕典仪注’（丧乱之后，受孝庄帝之命主管重新起草朝堂上的典章制度）的上党李业兴；再比如，‘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又好医籍’的赵郡李同轨，他的履历表只有当时最顶级的学问家才能拥有：‘转著作郎，修国史，迁国子博士’；再再比如，先后注释过《尚书》、《周易》、《礼记》、《孝经》、《老子》、《毛诗》、《春秋左氏传》（后二者为未竟之作）的大经学家卢范阳景裕……也没法给神龟二年正月的这次‘陛下精确的预言了日蚀而后又迅速召唤出了太阳’事件以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

人们被这股统摄天地、笼罩一切的不可抗力所支配着，完全被这种自然的伟力所降服了。

它疏忽而至，又飘然而去。

无形无质，却又无所不在。

事前无人能觉察其迹象，事后亦无人能阐发其机理。

除了……陛下。

天光再次明朗起来。

人们眼前的那一小块土地越来越清晰：还有胆子微微睁开眼睛的人，都只看得见自己眼前这块巴掌大的土地。

方才的天昏地暗，仿佛已是上辈子的旧事了。

一切已恢复如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但那种真实的恐惧却仍然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他们知道：刚才那既不是幻术，也不是梦魇。

而是真真切切的天变。

在天象异变面前，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当然，能够将太阳再次召唤出来的‘神王’除外。

他根本不应该再被视作一个‘人’。

永宁寺的西北角，被小河分隔开来的一大片开阔地上：高台之下，南北两岸，各自有一个人仍然站立着。

其余所有人都向元诩双膝跪倒，更有甚者已经匍匐在地。

包括那些穷凶极恶的山胡叛军，一个个都打着冷战。

有几个歪歪斜斜的侧卧在地上，好像已经昏迷了。

即便如此，被天变吓到昏迷的他们仍然保持着一侧裤线和一侧肩头触地的姿态，这说明清醒状态下的最后一刻，这几个‘胆小鬼’仍然是向元诩跪着的。

他们不知道一个有如此大神通的圣王会怎样处置自己……

但他们确信一点：无论他想怎样做，自己都是无力违背的。

所有人都在懊恼几天前的选择，自己竟然愚蠢到敢于跟着刘蠡升攻击雒邑！

大魏京都洛阳城里住着尊贵的皇帝陛下，这个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当初觉得那就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娇贵娃娃罢了。

都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一个脑袋两只眼睛，一刀下去照样会流血，砍得深了不包扎也会死。

有什么了不起？

自古都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大王说得对，‘富贵险中求’，起兵造反有什么稀奇？

更何况还有金银布帛可以抢，漂亮女人可以玩，杀了人还能做菩萨，何乐而不为呢？

但此前他们不知道的是，大军攻击的对象，会是这样一位身负通天彻地之能的神王。

虽然，这位神王只有不到十岁。

一些人的嘴唇还不停的翕动着，或许是在为自己的命运祈祷。

元诩看了看还站着的刘蠡升和薛孤延。

他一步一步的走下了阶梯，没有说话。

为什么要在寺西北这块平地上突兀的矗立起一座四五丈的简陋高台？哪怕有可能在对方发动夺桥攻势之前都来不及搭好，元诩仍然一意孤行的命军士们急三火四的加紧施工？为什么要在高台四周设置山岳川渎、风伯雨师、北斗星宿和历代先帝的神主？

因为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道具。

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对军士们施加心理暗示。

在它的烘托配合下，准确‘预言’日食与成功‘召唤’太阳之后人们对自己的敬畏心理就会加剧，与他们之间的位势差也会被进一步拉大：‘崇高’与‘卑下’、‘尊贵’与‘低微’、‘神圣’与‘平凡’、‘睿智’与‘愚鲁’……

据说在古时候，某些人因为垄断了对自然现象和神秘力量的解释，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和技术（祈雨止旱、禳灾致福、疗疾驱疫、交通鬼神）从而获得了最初的世俗权力。

当这种权力进一步集中和体系化时，文化人类学上所谓的‘卡里斯玛’（Charisma）就出现了。

具有这种特质的人会居于一种超然的领袖地位，被支配者会对他（她）产生一种效忠和献身的情感。

至少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里是这么写的。

现在看来，效果不错：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冒险了。

元诩深知，要赢得军界上下的忠心拥戴，装神弄鬼是一方面，丰厚的赏赐也很重要，但还有一个要素，是任何外物都无法赋予的。